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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于中国婚检制度的思考 　　摘要:2003年10月1日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登记条例》中将强制婚检的规定变更为自愿婚检,使得近几年婚检率骤降,由此引发诸多争议。本文依据现实资料和数据,从法理学、民法学的角度分析婚检的现状,并提出相应解决途径。 　　关键词:强制婚检;婚检制度。 　　 　　婚前健康检查自1986年起在我国强制实施。有关婚检的内容及其强制性在1995年6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中以法律的形式被固定。但1980年《婚姻法》与2001年《婚姻法》均未明确规定强制婚检。而2003年10月1日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登记条例》中,将强制婚检变更为自愿婚检,致使近几年全国婚检率锐减,也由此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和争议。 　　赞成取消强制婚检制度的人认为,我国原有的强制婚检制度侵犯了人民的婚姻缔结权,婚检结果可以否决婚检男女的结婚权[1]。结婚作为公民的一项基本的民事权利,除法律明确禁止的情形外,任何人都无权剥夺其结婚自由的权利。 　　而赞成恢复强制婚检的人认为,由于取消强制婚检,将有可能导致新生儿健康状况下降。 　　《母婴保健法》中明确规定,男女双方在结婚登记时,应当持有婚前医学检查证明,而《婚姻登记条例》取消了强制婚检。这就产生了法律之间的冲突。通常,法律间的冲突应遵循“上位法优于下位法”、“后法优于前法”、“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原则。但在婚检问题上,“后法优于前法”,《母婴保健法》应让位于后出台的《婚姻登记条例》;但《母婴保健法》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而《婚姻登记条例》不过是国务院出台的行政法规,按照“上位法优于下位法”的原则,理应是《婚姻登记条例》让位于《母婴保健法》。而且,与《母婴保健法》属同等效力的《婚姻法》并未明文规定强制婚检,这是法律规范的空白。这样的现状势必造成法律法规适用的混乱。 　　在我国法治化进程中,对公民私权的回归的呼声日益高涨。由强制婚检到自愿婚检标志着国家公权的弱化,公民的私权似乎得到了尊重和保护。但是,从强制婚检到自愿婚检应该存在一个逐步过渡的时期。法律规范毕竟属于法律上层建筑中的制度上层建筑,法律规范能否被人???所接受并自觉遵守还要看其是否能够适应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同时还要看其是否能够符合作为法律制度建立和运行的思想基础、意志基础的法律意识。大多数国家的法律在规定禁止结婚的疾病中,仅限于精神类、智力低下等疾病,而不禁止影响后代健康的遗传性疾病。我认为,这样的规定与这些国家人们的思想基础是密不可分的。在很多发达国家,多年来始终保持人口的低增长,甚至是负增长的状况。在这些国家,人们并不认为婚姻的目的是生育后代,也不会将生育后代作为一种人生使命去完成。因此,在这一方面法律只考虑婚姻问题,并不会把生育后代的要求附加于婚姻行为之上。婚检是针对婚姻行为确定的,与生育没有必然的关系,婚检不用承担过多的社会责任,婚检制度的作用主要在于它的监控,对婚姻双方的身体状况及未来生育提供指导。然而,具备可行性的法律必定要适应它赖以生存发展的土壤,即一国社会的现实状况。在我国,几千年的文明传承至今,人们始终固守着“养儿防老”的观念,特别是在农村地区,这种思想已是根深蒂固。人们普遍将生育后代作为人生使命来完成,生育是结婚状况延续的必然结果。因此,作为上层建筑的法律就必须顾及社会现实,要将生育的要求附加于婚姻之上,这是符合我国国情的。就婚检制度而言,法律不能简单地因为结婚可能引发疾病传播就剥夺当事人自由缔结婚姻的权利。但是,对于有疾病传播或遗传可能的当事人来说,缔结婚姻的条件应是双方知情并自愿。我个人认为,法律规定强制婚检正是为了避免有疾病传播或遗传可能的当事人由于不知晓自己的患病情况,或是知晓自己的患病情况而故意向对方刻意隐瞒、故意欺骗,从而导致婚姻的无效。伤害当事人感情的同时,也使得疾病的传播与遗传的可能性大大增加。 　　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距离成为发达国家的目标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发达国家的模式是我们应该学习借鉴的,但这种学习和借鉴应秉承“扬弃”的态度,而不是一味挪用与移植。目前,我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在于,人们的公共意识不够强烈,个人主义盛行,公民整体的道德素质还没有达到发达国家公民的水平。法律规范的设定必然要符合社会的最低道德水平,而不是任意定在一个理想化的标准上。这样就会使法律形同虚设,处于法律设定的道德水平之下的人很难自觉遵守。 　　自强制婚检被取消后,一直引人热议,最近黑龙江省、广东省又因遗传性疾病的频发而恢复了强制婚检,这也证明了强制婚检制度在我国还有其扎根的土壤。因此,我国当前与婚检相关的法律法规应当为人们设定一个模式,最初规定强制婚检,使人们通过法律对行为的正确规范和积极引导而确立一种观念:婚检不仅仅是对自己配偶、家庭、后代的负责,更是对国家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