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元”与“二元”的对立.doc

“一元”与“二元”的对立 ———谈中国人与西方人对生命意义的不同理解 徐　圻 　　　　《贵州社会科学》2004年5月 第3期　P 46---48 一 中国人堪称世界上最务实、最讲求实际的民族,而西方人则多多少少都有某种理想主义。这种差别,乃是“一元思维”与“二元(或多元)思维”的差异造成的。 我们先从宗教现象谈起。一切宗教得以产生的一个前提,是对生与死的关系的思考,尤其是对死之后的考虑。如果人们认定,一个人死后等于彻底的寂灭和完全的虚无,即肉体消亡后就什么也没有了,那就不会产生宗教。因此,灵魂与肉体的分离,或者说“灵魂不死”这个观念,是宗教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讲,任何民族(当然包括中国)都有宗教意识,或者叫做“宗教情怀”;但是宗教情怀不等于宗教。宗教是一种“终极性”的关怀,它关注灵魂的最后去向,而这个去向一定是一个最美好、最完美的境界(基督教的天堂、佛教的涅磐等等)。为此,就要修炼。于是有了一套理论(教义、经典,如基督教的《圣经》、伊斯兰教的《古兰经》之类),有了相应的组织机构(教会),以及专门的神职人员(基督教的教士、佛教的和尚等等)。这一切,目的就是帮助灵魂设法达到那个最终的理想安息地。 因此,从完全的意义上讲,中国是没有本土宗教的,而西方则是宗教的重要发源地。为什么会这样呢?这就必须回到前面提到的问题,即一元思维与二元思维的差别上来。 柏拉图是西方第一个把世界划分成为两个层次的思想家。他认为在现实世界之外、之上,有一个“理念世界”。前者是不完美的、有缺陷的、可生可灭的,后者则是完美无缺的永恒世界。但是“理念世界”又是一个“彼岸”的世界。就是说,它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世界,至少今生今世不可及。之所以要设定这样一个世界,就是要用它的完满来映照、衬托现实世界的缺陷与不足,让现实世界去趋向那个理想的世界,尽管它永远也达不到那个境界。换句话说,凡是现实的就不会是合理的(至少是不尽合理的),而凡是合理的(圆满、理想、彼岸世界)就不会是现实的。现实与理想之间永远有一道鸿沟,它们处在两个界面之上;但它们又保持着必要的联系,不会分离得太远,是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柏拉图提出的这个二元的世界图景是历史上最早的理性主义的终极关怀,它直接演化出了后来基督教关于“上界”(天堂)与“下界”(俗世)的二元对立,并且在欧洲一直延续下来.基督教思想在西方深入人心的程度是中国人不能理解的。这种思想,往坏处说是迷信、欺骗,精神鸦片,而往好处说则是理想主义、精神寄托。不管是好还是坏,都是那个二元论的世界观、二重世界的理论所归根结底造成的。 中国人则没有这种二元论。自古以来,“一体化”一直是中国人对待世界、对待生活的基本态度。中国人是最讲实际的民族,不愿意去关心那些虚无飘渺的事情,什么彼岸,终极境界、死后的若干次轮回等等。这些东西至少没有现实的生存处境问题来得重要。“理想主义”这个词,在西方是一个很崇高的字眼;而在中国,则基本上是一个贬义词,含有空想,不切实际,想入非非等意思。在西方,空想主义的描绘、著述很多。柏拉图的《理想国》,莫尔的《乌托邦》,康帕内拉的《太阳城》,以及培根的《新大西岛》等等,全是对某种理想的,非现实的社会状态的憧憬。而这类书,在中国历史上基本上是没有的;因为这类憧憬,在中国人眼里跟妄想、吃饱了没事干差不多。中国人也讲要有理想,但指的是那种一定能够成为现实的可能性,即只要努力就能够到手的东西。只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人才强调要有理想;而外国人讲的那种理想,则被认为是空想,因为它完全没有现实性。正因为如此,属于中国本土的宗教从来也没有产生过,因为中国人不愿意过多地去考虑死后的事情,孔子讲“未知生,焉知死”,就最能反映这种规避人生大限问题的倾向;在世世代代的中国人心里,灵魂的去向问题当然不是没有,但终极的去向问题却基本没有,因为它显得太遥远、太玄了。中国人总是用“变神变鬼”、“变牛变马”等来刻画死后的可能性,这一方面表现出了对待生命的现实态度,另一方面则表现了只关心“下辈子”如何,而不去操心若干次“轮回”以后怎么样的心理。然而最重要的还是今生今世,如社会地位、善恶标准、忠君孝父,以及各种各样的行为准则等等。众所周知,“道教”是唯一产生于中国的东西,但是道教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宗教。道教注重的是“长生不老”或“成仙”,也就是说,它不愿意或不敢面对生与死的难题,肉体消亡之后灵魂如何,这个问题道教是要回避的。道教修行的目的,恰恰是不死。这固然说明中国人的现实主义人生态度,也说明了中国人的一元化,一体化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不区分上界与下界,没有此岸与彼岸的对峙,没有理想对现实的批判和现实向理想的趋附。 佛教是汉代由印度传入中国的,到了唐代达到了高峰,其主要表现形式便是禅宗。禅宗是典型的中国化的佛教,它不像其他佛教宗派那样神秘、那样强调反复的轮回,而是要把两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