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文论对话与融合.docVIP

中西文论的对话与融合 　　摘 要：我国高校的文艺学教材建设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到世纪之交再次面临新的挑战。本文认为，具体与普遍、前沿与基础是高校文艺学基础教材《文学概论》中必须处理好的一对矛盾，因为《文学概论》主要讲授文学的元理论，即基础知识和基本原理。基本原理是从研究大量具体文学现象的基础上提炼出来，具有较大普遍性和相对稳定性。新的文学实践和前沿理论成果可以补充、完善或更新某些基本原理，但不能替代基本原理。因此，《文学概论》教材在贴近文学实践和体现前沿性的同时，不能丧失其作为基础理论的性质。其基本要义便是在中西文论的对话与融合的理论视域中，构筑起富于现代性和中国特色的文学本体论、文学创作论、文学构成论和文学接受论。 　　关键词：文艺学；文学概论；教材建设 　　 　　 　　新世纪以来，我国高校文学理论界有关文艺学教材建设的反思已持续多年，它所引起的争鸣和讨论也赢得越来越多的业内学者的关注和重视。这反映出文学理论界对于变革文艺学教材的迫切使命感，这是非常令人欣慰和鼓舞的。 　　高校文艺学的基础教材是《文学概论》，自新中国成立以来，这门课程的教材建设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50年代的“仿苏”阶段。这个时期，文学艺术的意识形态功能得到持续强化；作为意识形态组成部分的文艺学自然基本上照搬的是前苏联模式。于是，前苏联文学理论家季摩菲耶夫的《文学原理》、毕达可夫的《文艺学引论》等，成为当时高校的通行教材。 　　第二，60年代的“初学”阶段。这个时期，蔡仪主编的《文学概论》和以群主编的《文学的基本原理》，基本上还是沿用前苏联的文学理论模式，同时也开始注意吸收我国古代文论和西方文论的有益成果，因而分别成为北方和南方高校的主导教材。 　　第三，80年代中期以来的“初创”阶段。这个时期，西方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文论的陆续引进，引起我国文学理论界文学观念的大变革，从而促成《文学概论》教材的重新编写。钱中文的《文学原理》、吴中杰的《文艺学导论》、顾祖钊的《文学原理新释》、童庆炳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董学文与张永刚合著的《文学原理》等先后问世，这些“换代教材”的出现彻底打破了过去那种一两部权威教材一统天下的局面，标志着我国高校《文学概论》教材建设告别了“仿苏”与“初学”阶段而开始走上自觉创新阶段。其创新性质主要体现于在不同程度上实现了中西文论的对话与融合，从而形成文学理论体系的开放性品格。同时，在文学基本性质的问题上，这些“换代教材”不同程度地抛弃了对文学的静态解剖，转而把它当作一个动态的活动过程加以考察，这既增强了教材的系统性，又更接近于对文学基本性质的把握。 　　到新世纪，随着全球化趋势的日益彰显，文学理论的发展出现若干新的趋势，高校文艺学教材建设又一次面临新的挑战。为回应新的挑战，一些业内学者开始反思新世纪文艺学教材建设应如何开启一个打破传统模式、确立新型规范的新生面，陶东风的《大学文艺学的学科反思》、李春青的《对文学理论学科性的反思》、魏家川的《文艺学学科定位与文学理论教改》、李?平的《文艺学学科建设与教材建设的思考》、钱中文的《文学理论反思与“前苏联体系”问题》等文，都通过对这个问题的反思提出自己的意见和看法。其中，李春青的“学科自律”原则、陶东风的“反本质主义”构想引起较大反响和争议。 　　李春青的“学科自律”原则包含两个要点：“其一，确定那些具体的、有追问意义并且有可能找到答案的问题作为本学科的研究对象”。“其二，将具体文学观念的生成过程、基本特征以及它与其他文化现象的互动关系视为当然的研究范围，并且给予足够的重视”[1]。 　　陶东风的“反本质主义”构想也包含两个要点：其一，“在认真研究中西方文学理论史的基础上，提出不同国家与民族的文学理论共同涉及的几个‘基本问题’与重要概念”；其二，“在介绍这些概念、讲述这些问题时贯穿历史的方法，对一些重要的概念与问题……做历史的解释”[2]。 　　显然，李春青的“原则”和陶东风的“构想”都涉及文艺学教材应有的内容和方法问题。不难看出，两人在内容问题上的看法存在差异：李春青主张文艺学应当研究文学理论中有追问意义的具体问题；而陶东风主张文艺学应当提出中西文论所共同触及的基本问题。但在方法论上，两人的观点则是完全一致的：即李春青所重视的“文学观念的生成过程”，换为陶东风的说法，就是要“做历史的解释”。 　　那么，李春青所谓的“具体问题”和陶东风所谓的“基本问题”究竟指的是什么？它们何以成为文学理论的研究对象？ 　　众所皆知，80年代中期以来流行的各种文艺学基础教材，一般都把文学本质论、文学创作论、文学作品论、文学接受论看作文艺学的基本问题。李春青认为，这些所谓基本问题都是“来自文学现象之外的伪问题”，不仅“僵化与滞后”，而且“带有某种虚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