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语习得中普遍语法“选择性介入”.docVIP

二语习得中普遍语法的“选择性介入” 　　自20世纪50年代二语习得起步至今，母语（L1）和普遍语法（UG）在中介语中的作用一直是二语习得研究领域众多学者关注的焦点。随着二语习得研究的深入，人们从最初孤立的研究L1和UG在中介语发展中的作用逐步转向了中介语中L1和UG关系的探索，研究的方法也从最初的对中介语横向静态的描述转为对中介语发展全过程的纵向动态的把握。 　　 　　一、二语习得中母语干扰作用的探索 　　 　　20世纪50年代，二语习得的研究刚刚起步，处于初步探索阶段并且只是作为一种辅助教学的研究，并未自成体系。当时二语习得研究受到了心理学领域的行为主义理论的影响，即一切行为习惯（包括言语行为）的形成都是通过条件反射建立刺激――反应联接，同时强化正确的反应而形成的。学习一种新的语言，就是学习一种新的行为习惯。在此过程中，旧的行为习惯必然会对新的??为习惯的形成产生前摄抑制。 　　在行为主义理论的影响下，美国的语言学家莱多（Lado，1957）提出了对分析假说（Contrastive Analysis Hypothesis），即通过学习者母语，文化与其目的语，文化进行系统比对，可以预测学习者在学习中可能会/不会引起困难的模式。学习中的难点可以等同于学习者母语，文化与其目的语，文化之间的差别。语言学家的任务，鉴别这些差别；编校人员的任务，在差别描写的基础上编写教材；外语教师的任务，把这些差别作为教学重点；学习者的任务，学习这些差别。 　　对比分析的观点认为二语习得的主要困难来自于母语的干扰，应将学习者的母语与其目标语进行系统地对比来预测学习中的难点，并在此基础上编写教材来有效的减少母语的干扰。这种观点过分的强调了母语干扰对二语学习成败的决定性影响，忽视了学习者主体对语言的创造性使用以及二语学习过程中主客体复杂的互动关系，忽视了在两种语言结构对等的质和量缺失的情况下如何保证语言比对范畴的完整性和一致性。进入60年代，对比分析假说因其在理论基础和实践上的缺陷逐渐走入低谷。 　　 　　二、二语习得中内在语言习得机制作用的探索 　　 　　乔姆斯基（Chomsky，1965）秉承18世纪法国理性主义哲学家迪卡尔（Descartes）的天赋论思想，批判了盛行一时的行为主义学习观，提出了内在语言习得机制（LAD）论。乔就行为主义的“刺激、反应、强化”的语言学习模式提出可学性问题，即语言学习的逻辑问题：逻辑上，当儿童没有足够的语言数据可以利用时（刺激贫乏论），是如何在短时间内掌握完整的一套语法规则的？乔指出，儿童习得语言决不只是对外在杂乱的具体语句的简单模仿，而是通过某种由遗传基因预设于人脑初始状态中的内在机制习得语言，因此儿童能够在语料输入缺失的情况下依然成功高效的掌握母语复杂的知识体系。乔将这种内在机制称为语言习得机制（LAD），这种机制是人类所特有的，以非常特殊的方式构筑语言的结构框架，它可被视为“语言学习器官”，像人体其他器官一样在适宜的环境刺激和营养条件下，按预定的方式生长成熟，按此观点，儿童在语言习得的不同阶段中所出现的“语言错误”被视为是儿童自成体系的合法语言，反映了预设于人脑中的语言习得机制（LAD）运行的状态。 　　乔内在语言习得机制（LAD）虽然是针对儿童母语习得提出的，但它同样引发了二语习得视角的转变，研究者们开始将目光转向二语学习者的语言系统上。认为二语学习者的语言同样自成体系且合法，在看似杂乱无章的表象背后同样受着某种内在机制的制约。60年代末，二语习得的研究开始围绕二语学习者主体的内在机制作用展开。 　　1.语误分析（Error Analysis） 　　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研究者们主要关注的是学习者二语学习过程中的语误现象，认为，学习者的语误反映了学习者内在的语法规则状态，通过语误的分析可以使我们了解大脑习得语言的过程。 　　柯多尔（Corder）提出了著名的语误分析（Error Analysis）。他区分了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的“失误”（mistakes）与“偏误”（errors），认为“失误”与performance相关，是偶然的，非系统的，对失误的描述和解释对语言习得的研究是没有意义，“偏误”则与competence相关，具有系统性，反映了学习者现时的语言知识或过渡能力，可以作为观察习得过程的窗口。并在1974年提出了语误分析的五个步骤：a）学习者语言样本的收集；b）语误的鉴别；c）语误的描写；d）语误的解释；e）语误的评价。柯多尔一系列语误分析的文章发表后，语误分析有了成体系的分析方法和理论框架。逐渐被应用语言学研究领域所认可。埃里斯（Ellis，1994）认为，语误分析作为一种新的理论第一次把目光放在学习者的语言系统上，为观察学习者的语言习得过程打开了一个窗口，但是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