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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闺怨”彭书跃
俄罗斯的“闺怨”彭书跃
摘要: “闺怨”作为中国古诗里的一种传统题材,其源当可追溯至《诗经》,其中以王昌龄的《闺怨》最为有名。这种极具中国文化特色的题材却进入古米廖夫的诗中。本文分析了古米廖夫《中国小姐》诗中对“闺怨”主题的误读。
关键词: 闺怨古米廖夫《中国小姐》误读
“闺怨”作为中国古诗里的一种传统题材,其源当可追溯至《诗经》,其中以王昌龄《闺怨》最为有名。这种极具中国文化特色的题材却进入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罗斯杰出诗人尼古拉?斯捷潘诺维奇?古米廖夫的诗中。作为现代主义诗歌流派阿克梅派代表人物,古米廖夫如何来解读这种来自异域文化中的题材,两种文化又会在他的诗歌中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呢?笔者以王昌龄的《闺怨》为比照,从古米廖夫的《中国小姐》这首诗歌中诗人的“误读”谈起。
一、《中国小姐》写作背景探讨
对于《中国小姐》写作背景的探讨其实就是弄清楚诗人为何要写这样一篇诗歌,这可从他的诗歌创作理论及其创作实践来分析。古米廖夫的创作理论集中体现在《象征主义遗产和阿克梅主义》一文中,在这篇宣言性质的文章里诗人宣称要以阿克梅主义取代象征主义,要革新传统的美学和俄国象征派诗学,方法则包括“寻求一切诗艺手段间的充分协调,建立一个更自由、更有力度诗律体系”。这种为革新诗歌而进行的“寻求一切诗艺手段间的充分协调”的主张使得诗人在诗歌的实践中敢于创新,而这种创新中自然就包括引入异域文化中的全新题材。通过对异域文化题材的借鉴来达到文学革新的目的,“借他人酒杯,浇胸中块垒”,这对于中国新文学来讲是很常见的,也是很好理解的。
古米廖夫对异域文化是十分向往的,这可能与其性好猎奇、冒险有关。正如刘文飞先生所说:“古米廖夫曾将自己诗的灵感称为‘远游的缪斯’,他一生不安分的游历,为他的诗歌提供了大量新鲜、神奇的素材。非洲的沙漠,北欧的雪景,罗马的名胜古迹,东方的宫廷秘史,纷纷成了古米廖夫诗作的对象式主题。值得一提的是,不懂汉语,也没有到过中国的古米廖夫与中国也有过诗的联系,他曾用法文转译过一本中国诗集,其中收有李白、杜???的诗10余首,这部诗集于1918年在彼得格勒出版,他还写过几首中国题材的诗,如《珍珠集》中的《中国行》、《箭囊集》中的《中国姑娘》等。可以说,古米廖夫的多数诗作,都是以异国他乡的风土人情为灵感源泉的。”[1]可见在古米廖夫的异域题材诗歌中,大部分是猎奇、冒险的实际经历,而诗人有关中国的诗歌却只是他的阅读、想象的结果。古米廖夫站在自己的文化立场上进行这种跨文化的阅读、想象,那么其中必然会充满文学的“误读”,这种“误读”中就包括《中国小姐》。当然,我们可以肯定古米廖夫在阅读、翻译中国古代诗歌时涉及了“闺怨”这一题材,但具体阅读的是哪一首却是无从考证的。为了比较研究的方便,笔者以“闺怨”这一题材中最有代表性的一首,即唐代诗人王昌龄的《闺怨》为对象。
二、误读的具体表现
“误读”一词的英文是“misread”,《牛津字典》解释:“read or interpret ( text,a situation,etc.)wrongly.”(错误地阅读或阐释文本或某一情境等。)当然这是“误读”的本意。但笔者要讨论的却是另一层意义,即里贝尔?埃斯卡皮尔所指出的:“因为他它赋予作品一个崭新的面貌,使之能与更广泛的读者进行一次崭新的文学交流;它不仅延长作品的生命,而且赋予它第二次生命。”[2]这是一种“创造性背离”的误读,一种文学意义上的“误读”。在这种“误读”中更多地体现文化的差异所造成的文学审美差异,进而产生出一种奇特的文学审美效果。那么古米廖夫的《中国小姐》“误读”了哪些东西呢?下面笔者就从诗歌的景物描写、情感描写、意境的建构三个角度来分析。
(一) 景物的误读
王昌龄的《闺怨》中景物的描写是占了很重要的部分。“春日凝状上高楼”“忽见陌头杨柳”,两句是诗中具体的景物描写,有“春日”、“楼阁”、“陌头”、“杨柳”这样一组极为典型的中国诗歌中的意象,其中“杨柳”由于历代诗歌中的沿用更是成为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中国古代文学中的意象,这个意象之中包含离别、相思与恋恋不舍等人物的情感,是无可替代的。而身处西方文化之中的古米廖夫是很难了解《闺怨》诗中的意象的,当然更难理解这组景物所构成的意象之后的象征意义。那么《中国姑娘》又是如何来描写景物的呢? “河心的凉亭”、“鸟笼里的黄莺”、“婆娑的树叶”、“滑行的轻舟”、“瓷玫瑰”、“金色的小鸟”,以上就是诗人为我们描写的“中国姑娘”周围的景物。这里他为我们描绘出了这样一个场景:姑娘被困在了家庭里,过着闲适但是却百无聊赖的生活,这不由得让人想起列夫?托尔斯泰笔下的安娜?卡列宁娜。比较而言,王昌龄诗歌中的少妇要快乐、单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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