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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私法融合的法理分析 　　摘 要：公法和私法的划分是被大陆法系国家所公认、对法律制度有重要意义的法律分类。但随着社会现实和中西方法律理念的发展，出现了公、私法融合现象，以前的法律分类已暴露出一定的缺陷。笔者比较赞同当今法律界提出的在法律中分离出公私融合法的法律分类的观点。本文阐述了公私融合法的社会和法律因素，并论述了此种法律分类对社会法律现实和法律体系、法律价值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公法 私法 公私融合法 社会因素 法律因素 　　 　　一、公法、私法的发展趋势――相互交融 　　 　　公法与私法的划分起源于罗马法时期，是西方法学开创的传统法律分类，目前已成为大陆法系国家法律制度基本的、首要的分类。“公法”是以维护社会整体的普遍利益为目的而经常并典型性地运用国家公权力来推动其具体运作的法律，以保护国家利益为基本价值取向，同时也限制国家权力对私人利益的过多干预；而以维护法律上的个体的特殊利益为目的并主要由主体的自由与自主行为推动其运作的法律为“私法”，以意思自治为基本的价值取向，协调私人之间的利益。在19世纪，以法、德为代表的法典编纂和法制改革过程中公、私法的划分理论得到广泛的运用。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拿破仑法典。一战后，法学家们认真研究法律规范和法律制度时，此种理论也是他们重建法律制度的基础。公、私法划分理论不断演进和发展的历史，使之产生了极大的权威，是整个法秩序的基础，是法律体系划分的基本原则之一，同时也成为大陆法系各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重大成果之一。 　　这种“相安无事”的法律分类在20世纪初遭到了极大的挑战，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促进了国家干预的发展，这也直接影响到了公法和私法划分的理论基础。美国的斯坦福大学教授梅里曼认为，当代大陆法系传统的公法与私法分类已经出现了危机，其原因有十个方面，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公法与私法的相互渗透导致了私法的“社会化”、“公法化”以及公法的“私法化”，公、私法的融合趋势给公、私法的法律分类提出了新的问题――公、私法划分理论是否有必要随着社会现实作出必要的修正？答案是肯定的，而且这种修正意识在大陆法系国家中已经有了普遍的共识。在日本《工业劳动者最低年龄法》中，规定不得雇佣未满十四岁之儿童使之从事工作。对违反者得处以千元以下之罚金。这一面是规定工业主之公法上的义务，在另一方面来说，对于违反该限制的雇佣合同，亦不承认其在私法上成立为有效；在《劳动者罹灾扶助法》中，有遵守一定的准则对本人或遗族予以扶助的义务，对违反者又有处罚的规定，这亦是带有双重性质的，即一面为企业主对劳动者或遗族的私法上的义务，而另一方面则对国家的公法上的义务。在这种公、私法融合趋势下，笔者比较赞同当今学术界提出的分离“公私融合法”法律类别的观点。这种法律类别是同公法、私法具有相同的法律地位，是应对新的社会关系、法律调整方法、法律形式所形成的新的法律分类，是伴随着国家力图通过干预私人经济以解决市场化和工业化所带来的社会问题，应对经济、社会和生态可持续发展的需求，而在法律进化中逐渐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二、公、私法融合的社会和法律因素 　　 　　(一) 混合所有制经济为公私法的融合提供了经济基础 　　考察资本主义社会与社会主义社会不同的发展历程，我们不难发现彼此的共同特征，即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形成。在早期资本主义国家，私有制几乎是自由竞争社会惟一的经济成分，但经济危机的频繁发生暴露了资本主义无法解决的基本矛盾，同时也促进了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国家干预的加强促使了混合所有制经济范围的扩大。而以我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与此正好相反：社会主义国家早期大多实行单一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社会矛盾在客观经济规律下无所遁形，国家对私有制经济的态度也在逐步转化。在1982年前宪法的三次修改中，有两次涉及非公有制经济。2004年宪法的修改，再次对非有制经济的有关条款做了修改，凸显对非公有制的认识逐渐深入并且科学。这样看来，无论是在资本主义社会还是在社会主义社会，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在社会经济领域则表现为公的利益和私的利益之间的渗透，随着跨国企业的发展，这种渗透更是超出了一国的范围。法律归根到底是由社会的经济基础所决定的，所以公私融合法的定位也是顺应世界经济发展的、在法律理论领域作出的必要修改。 　　（二）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理念的转变为公私法的融合提供了政治基础 　　改革开放以前，受前苏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我国政府的作用是全方位的、无限的。政府既是行政组织，又是经济组织；既是全民财产的所有者，又是全民财产的管理者和实际经营者，是一个典型的“全能人”，其结果是管理着许多不该管、管不了、也管不好的事。随着改革开放的展开和深入，我国的政府理念也正在由全能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