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文学圈子流浪者.docVIP

走出文学圈子的流浪者 　　1970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俄罗斯著名作家亚历山大?伊萨耶维奇?索尔仁尼琴，于8月3日在他莫斯科的家中逝世，享年89岁。索尔仁尼琴1918年12月11日生于北高加索的基斯洛沃茨克，出生前6个月，其父因在狩猎中受伤而去世。他毕业于罗斯托夫大学物理数学系，并通过函授就读于莫斯科文史哲学院学习文学。数学使他在劳改营和解除流放后得以安身立命，文学则一次次把他颠簸于死亡的深渊和荣誉的巅峰。 　　 　　在俄苏文学史上，索尔仁尼琴也许是影响最广的作家之一。自从1962年《新世界》杂志第11期刊载他的《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起，索尔仁尼琴就不断成为国内外关注的焦点。索尔仁尼琴对俄罗斯和世界的影响，早就远远超出了文学界，而进入了思想、政治、文化等多个领域。 　　也许正因为如此，索尔仁尼琴很可能同时也是俄苏文学史上最受争议的作家。褒之者赞其为“伟大的挑战者”“圣徒式的一生”；贬之者斥其为“文学界的弗拉索夫分子”（弗拉索夫为原苏军中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投降纳粹德国，并组织伪军协同德军作战）、“劳改营的狼”；“不偏不倚”的则称其为“永远的持不同政见者”；索尔仁尼琴本人则自喻为是一头不断顶橡树的“牛犊”，“只要还活着，或者直到牛犊顶到在橡树上折断了脖颈时为止，或者是橡树被顶得吱吱响，倒在了地上为止”。 　　对索尔仁尼琴的评价之所以如此歧异，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实际上存在两个索尔仁尼琴：一个是作为政治活动家的索尔仁尼琴，一个是作为作家的索尔仁尼琴。这两个索氏纠缠在一起，很难被截然分开，很可能，当人们赞扬作家索尔仁尼琴时，说的是政治活动家索尔仁尼琴，而当人们抨击政治活动家索尔仁尼琴时，又误击了作家索尔仁尼琴。 　　当然，这不能全怪读者和评论者，因为即便索尔仁尼琴本人也未必能够很好地区分自己的两种身份。以给他带来巨大声望的小说《古拉格群岛》为例，索氏的这部长达140万字的鸿篇巨制有一个副标题“艺术研究的尝试”。根据他的自述，他本来想用科学研究的方法写一部劳改营历史，但是缺乏材料，只好用“艺术研究”的方法。他在一次谈话中讲了这个方法的“优于科学方法之处”。他说：科学研究需要有100个或200个事实，而我只有两三个，这事实的缺欠可以通过“艺术的跳跃”来解决，或通过猜测、讲一个故事和插入一句谚语来填补。这种“艺术研究”方法自然要比科学研究方法省事和便捷，因为可以在不掌握材料的情况下凭空虚构和编造，用这种方法写成的《古拉格群岛》，其可信程度可想而知。在某种程度上，《古拉格群岛》有一点像中国伤痕文学系列中的“报告文学”，读者很难区分哪些是“报告”，哪些是“文学”。而索氏之所以这样“尝试”，目的当然是政治的：把苏联描绘成遍布劳改营的黑暗帝国。 　　著名俄苏文学专家张捷在《苏联的“回归文学”》一文中指出，虽然《古拉格群岛》反映了“苏联实行的惩罚制度和劳改营生活的部分真实，说明在不同时期法制曾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但存在着对事实的蓄意歪曲和夸大。比如，索氏严重夸大了苏联对内镇压活动的规模，书中说苏联从十月革命后到1959年一共死了6600万人，同一时间内在劳改营服刑的人数约为1200万人，但据公布的档案材料，肃反高潮时期的1937年和1938年，被关押的人数才分别为82万人和99万余人，其间的差距，简直不可以道里计。 　　应该特别指出的是，索尔仁尼琴对中国和中国人民极不友好，比如，他连他所说的“艺术研究”也不进行，就在台湾1980年出版的《古拉格群岛》中文版的前言里宣称中国的“古拉格”在“受害者人数和无限的残酷性方面”都超过了苏联。并诬蔑中国是军国主义，有扩张野心，妄图侵占整个西伯利亚，警告苏联领导人要预见到与中国进行的可怕的战争。 　　耐人寻味的是，对索氏对中国大陆的攻击，没有见到任何内地作家进行反驳，倒是台湾作家李敖，在《索尔仁尼琴错在哪儿》一文中，对索氏的荒谬言论进行了有力批判。李敖认为：索氏出于对苏共政权的憎恶，促使索氏误以为反共是可以不择手段、不讲原则的，而且误以为凡是反共的政权都是可取的政权，这是极幼稚的；索氏在台湾不去参观台湾的监狱，不对台湾的“古拉格群岛”的兄弟进行探望，却大骂中国大陆，这是极媚俗的。李敖将他与写《我控诉》的法国作家左拉和拒绝到任何有极权政权统治的地方去演奏的西班牙大提琴家卡沙斯相比，指出左拉、卡沙斯才是第一流的仁人志士，而索氏是使正义蒙羞、使真理破相的二流货。应该说，李敖的批评可谓一针见血。 　　索尔仁尼琴为什么会如此执著地去顶“橡树”？这应该和他自身的经历有关。1941年10月，索尔仁尼琴应征入伍，1945年2月，因在通信中对斯大林不敬并发泄“政治上的愤怒”，被判8年徒刑，刑满又处3年流放；流放不久罹患癌症，又奇迹般地治愈。如果不是拘禁，索氏自言不会成为作家。 　　长达10年的监狱、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