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在长征路上孕妇们.docVIP

走在长征路上的孕妇们 　　一 　　 　　长征中打仗是男战士的主要任务，他们经常流血牺牲。女战士只有遇上特殊危急情况，才要参加战斗。但她们的其他任务更多，一点都不比男战士轻松，同样会碰到险情。即使身怀有孕，也不例外。 　　身为政治战士的红军女战士，她们的主要工作是“走前走后”。对于挺着大肚子走长征的个别女战士，这项工作也得照常去做。头天晚上了解部队次日的宿营地，早起提前出发，赶在部队前面到达目的地，筹集到粮食，请好民夫，这就是“走前”。有时候到达目的地，群众躲进山里去了，粮食藏起来了，见不到一个人影，找不到一粒粮食。她们虽然完成了行军任务，却没有完成工作任务。她们丢下背包，来不及吃饭、洗脚，连夜跑好几座山去寻觅躲藏的群众，好不容易寻到几个老乡，费尽口舌宣传一番，说服他们为红军当民夫。待她们筋疲力尽地领着民夫回到宿营地时，天已大亮，队伍早出发了，又得拖着没有得到休息的双脚去追赶队伍。这就是“走后”。这一“走前走后”，每天就要多走出一二十里路，一年365天加起来，她们多走的路程就相当可观了。她们还不可避免地要走许多弯路、回头路、冤枉路，难怪了解她们艰辛的红军战士都称她们是“走了三万五千里的人”。 　　女战士们除了一路上“护红”，雇请民工、民夫，跟随担架外，还要做经济工作包括打土豪和筹粮筹款等。国民党反动派的造谣污蔑、土豪劣绅的反动本质，加上土匪横行，使得筹粮筹款并不比行军打仗容易，也要冒着掉脑袋的风险。经过少数民族地区时，筹粮筹款更为艰险，语言不通以及习俗差异，增加了工作难度。 　　长征中，女战士最头痛的是例假，它折磨着每一个红军女战士。无论是面对饥饿寒冷、风霜雨雪，还是敌人的追堵，她们都得不停地赶路；即使脸色苍白、腹部绞痛、两腿发抖、捂着肚子也得一步一步往前挪。不少人因此被各种疼痛难忍的妇科疾病肆虐终生。 　　长征过程中，红军女战士如果在不该生孩子的时间和地点生了孩子，那将更危险。因为孩子的哭声会暴露目标，所以只能将刚降生的亲骨肉用一件破衣服或是毛巾包着，连同休养连党总支书记董必武写的条子和几块光洋留给当地老乡。做妈妈的似锥子刺心，被姐妹们硬架着离开上路。如果遇上过河，产后未满月脚不能浸冷水的禁忌也完全顾不上了。走着走着晕倒了，苏醒过来什么吃的也没有……饥、寒、湿给女战士带来的恶果是生理失调，还得不声不响地咬紧牙关赶队伍。一旦被发现有病，就可能得到那不想得到的“八块钱”――被寄放在老百姓家里，那可就不是难受的问题，而往往意味着生命的终结。 　　这支人数不多的娘子军随着大部队跋涉在漫漫征途中，不懈前进，永不言败，从不掉队。她们给自己提出的行军口号朴素而简单：“不掉队，不带花，不当俘虏，不得八块钱”。 　　 　　二 　　 　　中央红军共有30位女战士参加了长征。途中，有5位女战士生了孩子：贺子珍和陈慧清是在二渡赤水前后，廖似光是在贵州少数民族地区，曾玉是在从湖南进入贵州刚过老山界时，刘群英是在康西阿坝地区。革命胜利后，几位大姐见了长征时担任干部休养连连长的侯政，就询问他她们的孩子在哪个地方生的，要去找，可最终一个也没有找到。 　　周子昆的妻子曾玉是第一个遭受这种不幸的人。这位在1928年参加了湘南暴动之后走上井冈山的女共产党员，在中央红军从江西出发前已经怀孕好几个月了。她不在参加“转移”的名单上，红军西征以后，她便一直偷偷地跟着队伍走。后来，干部休养连留下了她。由于不在编，所以在分配口粮时，常常没有曾玉的份儿，蔡畅、邓颖超、贺子珍、肖月华、李坚真这些姐妹们经常把自己的一份匀出来一些送给她：没有被子，大家就挤在一起睡。就这样，在战友们的帮助下，她挺着大肚子，坚持着一步一步地翻过了老山界。 　　一天中午，她感到腹内一阵剧痛，捂住肚子蹲在地上站不起来。额头上渗出一层冷汗。同行的钱希均看见了，忙扶住她问：“是不是要生了?” 　　脸色蜡黄的曾玉吃力地点点头：“怕是……到了宿营地，烦你替我找点草纸……真不是时候……” 　　这时候，休养连连长侯政赶来了，叫了一副担架，把曾玉放上去。 　　抬着曾玉走了没多远，忽然遇到敌人袭击，抬担架的民夫把担架一扔跑掉了，休养连的同志们只好赶快又把她扶上马背。这时，胎内羊水已破，血染红了垫在马鞍上的被子。曾玉疼得骑不住马，姐妹们又把她扶下马来。 　　在激烈的枪声中，曾玉捂着肚子，呻吟着一步步往前挪动着。忽然，她觉着下身撕裂般的疼痛，赶忙捂住肚子蹲下去，只觉着一股血冒出来，原来是婴儿的头已经出来了。情况异常紧急，董必武赶忙招呼了三个女同志，两个抬着已经昏死过去的曾玉，一个抬着婴儿的头，朝临近的一个小村子走去，血顺着曾玉的裤管流下来，一滴一滴洒在山路上。 　　到了宿营地，曾玉躺在一堆干草上，生下了一个儿子。 　　寂静的夜深沉得掉根针都听得见。曾玉紧紧地搂着婴儿，明天凌晨就要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