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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世纪文化巨人梁启超
跨世纪的文化巨人梁启超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广东新会人,是近代中国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和学者。他作为中国文化走向现代、走向世界的先驱,在中国思想文化界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是一位跨越19世纪和20世纪的文化巨人。
一、投身变法运动
梁启超自幼聪颖好学,追求新知,11岁中秀才,16岁中举人,17岁拜著名维新思想家康有为为师,开始接受维新思想。1895年3月,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战败、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即将签订的消息传到北京,正入京参加会试的梁启超,立即随乃师康有为,联络在京各省举人上书请愿,要求拒签《马关条约》;组织强学会,创办《中外纪闻》,宣传变法自强,开始在历史舞台上脱颖而出。
次年3月,梁启超南下上海,担任了维新报刊《时务报》主笔。他除了撰写大量论说之外,还要负责报刊文章的润色、排版、复校等工作??常常独居小楼,挥汗执笔,夜以继日,废寝忘食。在担任主笔的一年多时间内,梁启超以敏锐的思想和酣畅的文笔,在《时务报》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变法通议》这篇长文,自创刊号起一直连载到第43期止,系统阐发了变法维新主张。其中写道:“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极大地启迪了国人的思想,受到读者的热情欢迎,《时务报》成为当时影响最为深远的维新报刊。时人赞誉道:“当《时务报》盛行,启超名重一时,士大夫爱其语言笔札之妙,争礼下之,自通都大邑,下至僻壤穷陬,无不知有新会梁氏者。”
1897年11月,梁启超应邀来到维新运动最有生气、新旧冲突最为激烈的湖南长沙,担任时务学堂总教习。他拟定了时务学堂的宗旨和课程,在教学中大力宣传变法主张,传播民权思想,培养了一批年青有为的维新人才。当湖南的维新运动受到守旧势力的强烈抗拒之时,梁启超对同人毅然表示:“吾国人不能舍身救国者,非以家累则以身累。我辈以此相约,非破家不能救国,非杀身不能成仁,目的以救国为第一义,同此义者皆为同志。”立志为维新变法而献身。
1898年初,他受康有为之召,再次入京投身变法运动,先后联络各省举人,发起了三次上书请愿活动,反对俄国强租旅顺、大连,抗议德国出兵山东,要求改革科举制度。又协助康有为组织维新团体保国会,将维新运动推向了高潮。在保国会召开的大会上,梁启超满怀激情地发表演说,呼吁以国家民族之危亡,唤醒我四万万同胞,主张救亡之理、变法之事,“合群策以讨论之”,“合群智以讲求之”,“合群力以分任之”。在康、梁等维新人士的推动下,光绪皇帝下诏变法,历时103天,史称“百日维新”。
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捕杀维新志士。梁启超被迫东渡日本,开始了他14年的海外流亡生涯。
二、开展思想启蒙
梁启超来到日本以后,日本变法的成功使他坚定了变革中国的决心,日本出版的大量日译西书又为他提供了变革中国的思想资源。他先后创办了《清议报》和《新民丛报》,发表了数量众多的文章,大规模地介绍西方的学说和思想,内容涉及哲学、历史、政治、经济、法律、文学、科学等领域。在《新民丛报》17号(1902年10月2日出版)上发表的《干涉与放任》一文首次将“社会主义”一词从日文移植到中国,指出:“社会主义其必将磅礴于20世纪。”又在《新民丛报》18号(1902年10月16日出版)发表《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一文,指出:“麦喀士(即马克思),日耳曼人,社会主义之泰斗也。”最先在中国人自己办的刊物上介绍了马克思及社会主义。
从1902至1906年,梁启超以“中国之新民”的笔名,在《新民丛报》上连载“新民说”系列文章,共分20节,约11万字。以“欲维新我国,当先维新我民”的理念,大声疾呼通过人的革新来铸造新的国民,培养国人具备国家和民族的观念、公德和私德的意识、权利和义务的思想、进取和尚武的精神等等一系列新的精神风貌、人格理想和社会价值观,不仅继严复之后再一次提出了“新民”即“人的现代化”的命题,而且在中国第一次详尽地阐述了作为一个现代人所应该具备的心理、行为、人格和品质,表现出极富历史远见的思想视野。
梁启超的启蒙宣传之所以产生巨大影响,还得益于他所创造的一种通俗流畅、热情奔放而又特别为青年学子所喜爱的“新文体”。1900年2月,梁启超怀着赤子之心写下的《少年中国说》一文就是这种新文体最典型的杰作,文中写道:“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充分表达了他对祖国前途的深切期望,对民族复兴的坚定信心。
在20世纪初的中国,进行如此出色的思想启蒙宣传,梁启超堪称第一人,不仅对当时思想界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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