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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谈判正常协商与博弈的平台 　　最近几年，跳楼、自焚、报复性杀人等非常态事件时有发生。这是部分人对现实无奈、对既有程序和规则无望而采取的极端行为，让人很容易想起鲁迅先生的说法：“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难道就没有“第三条道路”吗？极端性事件不断爆发，表明民众利益表达、利益博弈的制度供给匮乏或无效。因此，保证这两个方面的制度供给，可能是超越“灭亡”与“爆发”的“第三条道路”。 　　许多观察人士认为，目前，劳工有从个体抗议走向集体抗议的趋势，表明民众的集体意识和集体行动正在形成；网络和通信技术的普遍应用，更为之提供了便利。在这种背景下，如果不能及时提供有效的制度化渠道，集体抗议大有转化为“集体暴力”的风险。为了规避这种风险，一些地方政府努力探索“第三条道路”，取得了宝贵的经验，进行了许多制度创新，如民主恳谈会制度??说事评理制度、政府“下访”制度等。集体谈判也是寻求 “第三条道路”的制度安排，应当予以支持和鼓励。 　　按照标准的说法，集体谈判是企业雇员以集体方式，就企业薪酬、待遇、劳保等关系职工切身利害的事宜，与企业雇主展开有组织谈判的行为和制度，它是劳动力市场机制有效运行的重要保障，是维护雇员利益、协调劳资关系（避免矛盾发展到不可收拾、两败俱伤的地步）的重要机制。它被认为是建立现代劳资关系，构建和谐社会，“建立合作型劳资关系的有效战略”。集体谈判制度在发达国家已有成熟的经验，但在中国还处于初级阶段，它的推行和发展仍面临多重困境。其中最为关键的，恐怕还是来自于政府传统思维的障碍。如果政府既有的治理理念和思维方式不加改变，可能会消解政府推动这项制度建设的积极性。那么，哪些理念会阻碍集体谈判制度的进展？换句话说，政府需要反思和改变哪些理念呢？ 　　首先，政府社会管理的目标需要调整：应当将目标设定从“无抗议”调整为接受“有组织的抗议”。得到所有人拥护，全国人民步调一致、团结一心，维持“无抗议”的稳定，是政府社会管理的高调标准。追求这样的高调标准，就算是“有组织的抗议”也不被容忍。于是，在“抗议行为”发生时，“消灭在萌芽状态”和事发后动用暴力机器“围堵”是对待“抗议行为”的一贯策略。 　　从理论上讲，有三种状态供政府选择：（1）“无抗议”；（2）“有组织的抗议”；（3）“无组织的抗议”。由于在利益结构分化的情况下追求第一种状态极不现实，所以，世界上大多数文明政府都在第二和第三种状态之间选择了“有组织的抗议”作为社会管理目标的逻辑起点。道理很简单：“有组织无纪律”要比“无组织无纪律”来得好，“有组织的抗议”要比“无组织的抗议”更易于管理。 　　从目前地方政府处理抗议事件的经验看，“抓幕后黑手”、“拘捕带头闹事者”、“把组织者绳之以法”、“宣布组织非法”等做法不仅不利于形成制度化的利益表达和利益博弈渠道，而且也不利于形成“有组织的抗议”，反而会促成无组织的群体事件。打压民间组织的发展（包括自发的劳工组织），抑制群众社团的成长，排斥非政府的社会组织活动，结果是使社会处于低组织化或无组织水平。在这种状态下，社会成员的利益诉求既不能通过非政府组织得到合理释放，也无法有组织地面对政府并有序地输入到政府决策过程中。站在政府管理的立场看，这种状况的好处是，民众难以组织起有计划的抗议行动，也难以产生强大的谈判对手；但它的坏处也显而易见，即：如果民怨积聚到一定程度，就很容易发生以打砸抢烧等暴力行为为特点的无组织的群体事件。如此检讨，说群体事件其实是某些地方政府一手造成的恐怕也不为过。没有真正的工会组织，当然使工人难以形成集体抗议行为，但在工人无法忍受的情况下，也很容易产生市民暴动。这种道理在工会组织理论和实践中早已成为普通常识。 　　因此，让抗议“常态化”，让抗议治理“常规化”，这恐怕是当今政府管理的战略目标。应对抗议事件的政策选择的出发点不应该是是否容忍抗议行为，而应该是选择面对“有组织的抗议”还是“无组织的抗议”。既然理性选择的结果是宁愿面对“有组织的抗议”，那就要转变观念和态度，重新设定社会管理的目标和政策工具。在这方面，笔者的忠告是：与其劳心费力地去“抓幕后黑手”、“将事件消灭在萌芽状态”，不如着力于制度供给，健全民众利益表达机制和利益博弈机制，为社会组织提供活动空间，使“幕后黑手”光明正大地走到前台，走到谈判桌上来。 　　其次，政府自身目标设定需要矫正：应当放弃“GDP主义”，确立社会管理动态稳定的观念。中国的社会谈判结构不均衡，使贫困阶层和弱势群体缺乏谈判权利。单方面追求经济发展，稳定压倒一切，在这个逻辑主导下，公民的选举、游行示威、言论、结社等权利被忽视。公民投诉被置之不理，“上访”被截，群体抗议被压制，自发的组织被宣布非法而解散。这些都明显削弱了贫困阶层和弱势群体的谈判权利，从而造成利益结构的失衡和公共政策方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