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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白彩色数码,我的照相故事 　　以前,老百姓有相机的少,要照相就得去照相馆,很贵。记得照学生证用的普通一寸照片要4毛钱,可以买10个大馒头,照相是奢侈的“高档消费”。 　　 　　小时候,在北京工作的父母又是出差又是搞运动,没法管孩子,就把我送湖南乡下跟着爷爷奶奶生活。在那个偏僻的小地方,很远的镇上才有照相馆,大人忙,再说也没那个闲钱,所以我5岁之前的照片只有三张。 　　一张是婴儿躺着望天的,最显眼的是棉袄棉裤。第二张不过一寸大,三个小孩儿加个大人,就是拿放大镜也看不清眉眼。最后一张倒是我的正脸,咧着嘴笑得挺快乐,两个小辫子超可爱,只是穿的衣服太憋镜头:家织布,黑糊糊的对襟小褂,这不是老太太的样式吗? 　　如今,在网上看年轻妈妈们几乎天天给宝宝照相,贴博客里交流“会爬啦”“长牙啦”“叫妈妈了”之类的大变化小进步,特别喜人。一想到没见过自己穿小裙子、露着没牙小嘴的美好童年,就觉得遗憾、沮丧。 　　我5岁回北京跟着父母生活,去过北海公园,在湖边的照相服务点照过一张“全家福”。因为很少照相,我特紧张,低着头、皱着眉,像是在被批斗。我翻遍了相册也找不到幼儿园毕业、小学毕业的合影,好奇怪,那会儿的社会咋那么不重视小孩子呢? 　　1965年,我第一次自己照相是刚加入少先队的时候,与同学们约好去天安门前留影。天安门广场支着一溜太阳伞,那是十几个摄影点。照相的人可真多,天热,晒得我够呛,但心里美滋滋的,一点儿不急。排了好长时间才轮到我,还没摆好姿势,那个晒得黑黑的叔叔就“咔嚓”了。“下一个。”他说。“这就照完了?我还没有酝酿好表情呢!”挺遗憾的。留了地址,一个星期后照片便寄来了。“太阳晃得眼睛眯着,嘴巴笑得有点歪”,照得不理想。 　　 　　我大姐喜欢照相,很想有台自己的相机。1968年,她初中毕业进纺织厂当工人,一个月工资18块钱,省吃俭用半年多,父母再支持点,买了台国产120海鸥相机,这是我家最贵重的“固定资产”了。姐姐教我怎么调光圈、速度,照相的学问可真大。有了相机也不能经常照,胶卷、冲洗、加印都很贵,人们都说“照相这个爱好是无底洞”。除非同学当兵、邻居下乡、老家来亲戚这些情况,平时没人舍得照。 　　因为有相机的人少,我们在公园照相时,总有不认识的人小心翼翼地问:“我们是外地的,第一次来北京,能给我们照张相吗?可以付钱。”我们很愿意帮忙,通常是照好相,留个地址和一些钱。妈妈总是提醒我们:“赶紧给人家寄过去,别拖太久。”记着呢,从来没误过事,“得讲信用”。 　　不久,北京流行自己洗照片,我姐姐也学会了,照相的成本算是降下来了。她买了放大机和相纸,找了两个大碗,一个装显影液,一个装定影液,把家里台灯的灯泡用油漆涂成红色,当工作用灯。再找双筷子,从家里翻出块大塑料布,就“开张”了。老姐通常是晚上洗照片,一干就是半夜。我特爱给她打下手,先用塑料布把窗户蒙上,然后把底片放在机器下,调好距离,“啪”一声开灯数数。“1、2、3……曝光时间到!”我马上把照片捞出来放显影碗里,出人影后放清水里涮涮,再放定影碗里。 　　1979年我上大学,班里一个男生居然有架日本带闪光灯的“傻瓜相机”。系里晚上开联欢会,他的相机出尽风头,我们羡慕得直流哈喇子。开春,宿舍女生们偷偷借了旗袍去公园“扮模特儿”,派有点“姿色”的小玲找他借相机,一切OK。公园里景色很美,我们找了个离厕所近又有草坪的地儿扎营,换一套照一堆,还偷偷摘把野菊花当道具,那天可过足了服装瘾。我负责把底片拿回家冲洗加印,这时已经熟练地掌握全部洗照程序,效果也超好。 　　 　　1980年,同学阿珠爸爸去日本访问,带回几卷彩色胶卷。以前我只在画报上见过彩色照片,蓝天白云、绿草红花,漂亮得不得了。一直觉得那是专业摄影师的高级东西,这次看见真的了,稀罕得不得了。 　　等大人们上班了,我们几个女孩儿带上漂亮衣服偷偷跑到阿珠家化妆照相。关好门、拉上窗帘,怕人看见,那会儿女孩儿爱美是“资产阶级”。不懂舞台妆与生活妆的区别,按照电影海报上剧照的样子把嘴画得红红的,眼睛描得大大的。我抱着洋娃娃打着花伞,拎着漂亮的手提袋,摆着奇奇怪怪的姿势,觉得自己太“潮”了,太幸福了。嘻嘻哈哈玩了一下午,彩色胶卷给我们带来无限新奇和快乐。 　　彩色胶卷舍不得一次照完,只有出去玩或者同学聚会才照,前后用了快一年。直到有人说老不洗胶卷,效果会变差,我们才拿去冲。那会儿,冲和洗是分开的,冲好了再从里面挑满意的加洗。能洗彩色照片的地方不多,北京宣武门有个新华社图片中心,那儿能洗,只是很贵,1.60块一张。当时,我们大学食堂里一份香掉舌头的红烧茄子不过0.25元。洗照片贵得像割肉,路远不便更让人发疯。每次都得换好几次公交车去加洗,过几天再跋山涉水取回来,麻烦极了。 　　1984年我结婚,照相馆里可以照婚纱照了,但是只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