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育之对理论建设和党史研究重要贡献.docVIP

龚育之对理论建设和党史研究的重要贡献 　　记者:石主任,您好!著名理论家、党史学家龚育之先生离开我们已两年多了。去年年底,在纪念龚育之诞辰80周年之际出版的《走近龚育之》这部纪念文集,浸透着国内众多理论家、学者对龚育之的无尽思念与怀念之情。其中,您所写的《学者之范》一文,使人对龚育之先生的人格风范可以有更深入的了解。您在文中提到“一直视龚育之为‘师、兄、友’”,并且与他“相识共事长达三十年”,可见您与龚育之交往之深。您能否谈谈龚育之的主要研究领域和学术贡献? 　　石仲泉:我一直称他为老龚,这是几十年的习惯叫法。他的学术经历比较独特,也富有传奇性。他虽然以理论大家和党史大家著称,但却非“科班”出身。他在1948年上清华大学是学习化学的,1952年调到中央宣传部参加工作后却开始了他的非专业的学术研究生涯。这年初,他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时才22岁。从此走上了学术研究、宣传之旅。长达55年的学术研究活动,他主要徜徉在这样四个领域: 　　一是自然辩证法和党的科技政策方面。他在“文革”前的中宣部工作达14年之久,其学术研究主要在这方面。他写的10多篇系列论文汇集成《关于自然科学发展规律的几个问题》于1961年出版,是国内第一本研究自然辩证法的文集,在当时产生很大影响。次年,他32岁,与于光远一起作为导师在北大和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招收自然辩证法专业研究生。同年,在译校介绍苏联纠正批判控制论的错误的文章时,与其他同志一起,将Cybernetics一词由此前译为的“大脑机械论”改定为“控制论”,使这个专门名词的汉译规范化,是一个重要贡献。改革开放以来,他继续研究科学技术哲学和党的科技政策,并批判伪科学和宣传无神论,因而不仅是我国自然辩证法学科的奠基人之一,还是研究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论的开拓者之一。 　　二是党的文献编研方面。他在中央文献研究室及其此前编辑《毛泽东选集》的单位工作13年,1993年还参与主持编辑《邓小平文选》第3卷。这样,他先后主持或参与了毛、周、刘、邓等领导人的重要文集的编辑。他主持文献编辑有两个突出特点:(一)十分重视文献的考证,重要的思想、观点和看法的渊源关系,重要历史事件的原委经过等,是党史文献学这个新的研究领域的开创者之一。(二)将文献编辑和文献研究紧密地结合起来。编辑文献是研究文献的基础。他主张在编完一部文献后写些研究编辑文献的文章,既消化、梳理和提升编辑文献时的一些想法,又锻炼编辑人员的写作能力和提高其研究水平,反过来又有助于提高编辑水平。一些年轻同志就是在这样的指导下成长的。他的长达十四五年的编辑文献经历也为他个人在研究党的理论和历史方面取得卓越成就奠定了坚实基石。 　　三是党的历史研究方面。他到中央党史研究室工作之前,就参加了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的撰写。1995年6月兼任党史研究室常务副主任后,直接领导《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卷(现称第二卷)的撰写工作。1999年3月不再担任领导职务后,他的研究和写作主要在党史方面。他写的大量党史研究文章,收集在生前出版的《龚育之论中共党史》上下册、《党史札记》和《党史札记二集》中;逝世后,整理他的文稿又编辑出版了《党史札记末编》和《龚育之党史论集》等著作。他在这方面的突出贡献,主要有三:(一)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新观点,除后面对此的专门论述外,还有关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定义;关于新民主主义高级阶段的思想;关于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的双重性、交叉性和过渡性思想;关于坚持历史决议和在决议的基础上对历史过程和历史经验的认识要有所前进的思想;关于邓小平时代的中国对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的独特超越的解读;关于“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是总体战略指导上的估计的思想等。(二)坚持实事求是的治史精神,主张还原历史、直面历史、鸟瞰历史和感悟历史,强调党的立场同尊重历史事实、追求历史真理的科学立场的统一,按照历史原貌写历史和与时俱进、站在时代高度看历史、不断深化对历史认识的统一。(三)对亲历的一些党史重要事件,给予了一个“龚育之说法”。他从20世纪50年代起就参与中央一些重要文件的起草,特别是从党的十一大到十六大的报告的起草,与从毛泽东到胡锦涛的历代中央领导有“零距离”接触,经历了中国思想文化领域半个多世纪的一些是是非非,因而他以亲历者写的回忆挖掘出了许多有重要价值的材料,为党史研究走向深入也提供了新的视角和资源。 　　四是党的理论研究和宣传方面。他活跃在党的理论战线达半个多世纪,除提出后面将讲到的许多理论建树外,还形成了特有的理论风格。他在青年时代就确立了追求科学和革命相统一的奋斗目标,再加上才华出众,博学多识,执着真理,“学贯两科”,因而他的理论著述非常注重革命性与科学性的协调和谐,追求政论与史论的完美结合。他做学问也有三个突出特点:(一)潜心学术、思想解放、与时俱进,努力对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