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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有利用游戏规则的智慧 　　尽管存在着种种商业战术和技巧，但一个国家产业的成功最终仍取决于其领导层和工商界的长远战略规划和建立合理的社会经济结构的能力 　　我国在重新进入世界舞台的过程中，应当恪守的原则是独立自主，把握本国命运和维护社会的稳定秩序。我国制造业的成功是实现这些目标的关键，而出口则是制造业达到足够经济规模的惟一途径。为此我们必须坚持保证出口的顺差和贸易盈余，包括坚持维持有竞争力的低汇率，克服西方国家在知识产权上的优势，打破贸易壁垒和积累足够的硬通货储备。 　　这看起来像是今天中国的宣言，实际上却是上个世纪的50年代日本政界与工商界的共识。最近中国制造业和出口贸易方面的系列新闻（见附文），再次重演了一个民族国家进入全球市场体系的阵痛。这种阵痛并非仅仅发生在作为新进入者的发展中国家身上，也体现在原体系成???如何接受新成员并应付因此带来的冲击。 　　 　　出口顺差是亚洲腾飞的经典模式 　　 　　在亚洲经济起飞的过程中，一个经典的模式就是强调出口的带动和积累作用，以全球市场作为本国工业迅速达到规模经济的手段。发展中国家经济起飞前内需有限，所以必须为世界而生产，否则不久就会出现产能提高后，产品无销路的问题。亚洲另一个优势是对教育极为重视和强大的社会组织能力，大量高素质、严守劳动纪律的廉价劳动力使各国先后在纺织、钢铁、电子配件和成品组装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占据牢固地位。 　　但大量出口必然带来贸易盈余，积累出大量硬通货（大多数时候是美元）。发展中国家为积累储备，一般都严格控制本国企业对海外的投资，否则这些需要动用美元的交易必然降低成本国积累储备的速度。 　　另一个矛盾是，发达国家许多产品如软件和药物，都含有大量的知识产权，这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很难接受按照美元价格来直接购买；即使签署了知识产权保护协议，执行中也是困难重重。以美元计价的美国大片和微软软件对中国消费者来说显然太贵了，这其中既有本国消费者收入不高的原因，也有汇率上的问题（换句话说如果汇率提高，这些产品的价格也不会显得那么骇人听闻）。 　　在许多情况下，经常性项目下的顺差必然需要资本项目下的逆差来对冲（而中国的贸易顺差和外资流入却是同步的），否则无论是在固定汇率制还是浮动汇率制下，本币都有强大的升值压力。资本项目下的逆差意味着外资不断涌入，到一定时候自然引起本国舆论的不安，比如说外资公司在经济中的地位不断增强（如在某些产业居于控股地位），外资不断要求增加利益保护等。 　　不过总的来说，世界经济总量在不断发展，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内需也在不断被创造出来。在这种动态的博弈中，双赢局面并不罕见，比如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一直与其最大的贸易伙伴美国共同增长，而输家总是那些制造业成本偏高、体制结构差、不能很好地创造内需的国家。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明显放慢，正是因为该国难以在新形势下找到本国定位的结果。 　　 　　遵守游戏规则才能玩下去 　　 　　双赢的关键在于，这种持续的贸易顺差和外汇积累必须是一个大家都努力维持的游戏。事实上，贸易逆差方有大量手段可以重新获得国际贸易平衡。例如关税、非关税手段（配额、对进口商直接控制、反倾销等）和竞争性货币贬值。历史上，老牌工业国家与新兴工业国家的矛盾在没有得到很好解决的时候，甚至诉诸了武力，造成世界大战。因此二战后，国际社会建立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关贸总协定（今天的WTO）,以协调国际贸易与金融问题能够在公开谈判中进行，而不是在猜忌中升级。 　　作为这一体系主要支柱的美国，很大程度上在贸易逆差方面做了让步，这表现在许多工业国家战后复兴期内都存在着汇率低估和对美贸易的顺差。但另一方面，各国际贸易参与国也默许了以美元为主的国际金融体系，否则该游戏就会维持不下去--美元若不成为世界主要的储备货币，美国又如何来维持支付持续不断的逆差？ 　　 　　贸易逆差国在知识产权上的义务 　　 　　美国持续贸易逆差的另一个条件是知识产权。如果后来居上的国家在工业制成品和劳动密集型产业上逐步形成优势，美国就必须产业升级；而升级常常来自技术的进步，即美国科技必须不断有创新才能不断创造出新产业，吸收就业和带来内需。问题是许多知识产权密集的行业必须得到其他国家的配合保护才能持久；而这一点，其他国家常常有不同的看法和做法。 　　各出口企业对反倾销案也应有足够的预期，反倾销的数量和该国双边贸易的大小相关。反倾销的原则和程序都是相当成熟的一套规则，出口企业需要投资的是对知识的学习和律师的聘请，而不是在接到通知后才抱怨或要求政府出面（政府的作用体现在WTO谈判这样的框架性协定上，而不是为具体企业出头）。 　　在具体技术细节上，各企业也不能将事情轻易引申为国别歧视。例如在最近有关中国电视机反倾销案中，中国企业认为将中国当作非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