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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升级与企业转型后工业化时代的增长路径 　　自“十二五”开始,中国后工业化时代已经来临,中国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必须把握后工业化时代的许多新特征,着眼于新需求、新供给、新增长、新配置、新思维、新改革,围绕“低碳经济”、“零能源建筑”、“消费主导”,探索产业升级与企业转型的路径。在产业升级与企业转型路径上,要考虑打通工业对其他产业发展的技术人才装备支持通道,推动资本及部分工业企业向现代服务业领域转移,依托资本与劳动资源的双优势实施资本与劳动力向国外的同步输出 　　 　　转变经济方式的政策驱动与碳减排的全球共同行动,提前结束了中国的工业化时代。自“十二五”开始,中国将开始步入后工业化时代。后工业化时代的到来并没有割裂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工业在整个中国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中仍发挥着重大作用,但是中国工业化的方式及工业比重将发生质的转变。工业化时代与后工业化时代最大的区别,就是“两头在外而过程在内的中国工业产品制造模式”将被彻底替代。因此,推动中国的产业升级与企业转型,必须充分考虑中国后工业化的时代特征,尊重后工业化时代的经济运行规律,科学探索新经济发展模式及路径。 　　 　　中国后工业化时代特征的基本判断 　　 　　中国30年余年的改革开放,从改革方向及目标看,是着眼于经济体制及其他体制改革,从改革的实际推进看,更多的精力及着眼点是“补工业化的课”,从而实现了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加速。在后工业化时代,工业发展及经济运行表现出许多与“补工业化的课”完全不同的新特征。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一些影响产业升级与企业转型的后工业化时代特征。 　　 　　“中国工业产品制造”的国际竞争优势已经基本丧失 　　 　　中国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农村过剩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低工资及中国加入WTO,为“中国工业产品制造”创造了近10年的国际竞争优势。但是,随着中国城乡一体化进程改革的加速、劳动力工资增长要求的趋强及碳减排的全球共同行动,“中国工业产品制造”的国际竞争优势越来越弱。目前,国内部分学者、官员、企业家认为出口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而忽略了全球??融危机影响与“中国工业产品制造”的国际竞争优势弱化相互叠加的作用。基本可以判断,未来10年,中国的工业产品出口再恢复到1998年―2008年的增长态势几乎已经没有可能,“两头在外而过程在内的中国工业产品制造”的黄金时期已经过去。 　　 　　劳动用工的低工资时代宣告结束 　　 　　“中国工业产品制造”最大优势是劳动用工的低工资与员工的超负荷劳动。无论是国内消费拉动的政策导向,还是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与更有尊严的社会发展目标,都要求大幅度提高员工工资。必须看到,劳动与资本的博弈在中国目前主要表现为提高员工工资的经济诉求。无论是从中国目前的物价水平看,还是城市的综合生活成本看,都要求大幅度提高产业工人的工资。应该通过“劳动基准法”、“工资标准条例”的法律出台及实施,强制大幅度提高就业者工资,争取用10年左右的时间实现产业工人工资增长3―5倍,到2020年基本可以保证一个农民工的初次就业月工资能够达到4500元人民币左右,一个大学毕业生的初次就业月工资达到6000元人民币左右。基本可以判断,未来10年,中国将进入工资增幅较快的阶段,中国的高工资时代已经到来。 　　 　　产业平均利润率时代已经正式开始 　　 　　在中国GDP已达33.5万亿人民币的条件下,不同产业及不同行业之间的投资回报率会日渐趋于平均,产业平均利润率规律的作用越来越大。随着产业平均利润率作用的充分发挥,资本在不同产业及不同行业之间的流动会越来越快,不同产业及不同行业之间的相互依赖性及相互支持性越来越大。产业平均利润率规律要求产业之间、同一大产业的各细分子产业之间能够相互支持,与此相适应,企业之间不再是纯粹的充分竞争关系,更强调企业之间的相互依存性。基本可以判断,未来10年,中国不同产业、不同行业之间的利润率差别会逐渐缩小,全社会的产业平均投资回报率会略有提高。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要求“六新” 　　 　　如果说5年前甚至10年前中国主张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一种政策导向,那么,现在中国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已经成为一种迫切的政策要求。这种政策要求,既有碳减排全球共同行动的外部压力,又有自身后工业化时代来临的内部压力。在某种意义上,中国后工业化时代的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要求中国探索一种与工业化时代完全不同的新经济发展方式,要求的是需求、供给、增长、配置、思维、改革等六个方面的全面转变。 　　新需求 　　在后工业化时代,需求的重要变化就是从物质需求向非物质需求的转变,商品服务的文化要求与精神要求越来越强。从总需求看,非物质的文化需求与精神需求增长越来越快;从个体需求看,客户尤其终端的消费客户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