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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主体自利与利他的对立统一 　　［关键词]信用主体；自利；利他；对立统一 　　 　　信守合约，诚实交易，摈弃机会主义行为是信用的经济学内涵，① 于是经济学视阈内的信用主体涵盖了所有经济行为主体，只是其着眼点放在了信用关系上，即信用主体是信用关系的承载者。本文基于笔者对信用主体的理解，从人的行为选择倾向――自利与利他――的复杂性分析入手，提出并论述信用主体是自利与利他的对立统一这样一个理论命题。 　　 　　一、研究的理论基点 　　 　　在《道德情操论》中，亚当?斯密在第一篇第一章中开宗明义指出：“无论人们会认为某人怎样自私，这个人的天赋中总是明显地存在着这样一些本性，这样本性使他关心别人的命运，把别人的幸福看成是自己的事情，虽然他除了看到别人幸福而感到高兴以外，一无所得。这种本性就是怜悯或同情”。[1]（5)在斯密看来，“这种情感同人性中所有其它的原始感情一样，决不只是品行高尚的人才具有，虽然他们在这方面的感受可能最敏锐。”[１]（5)这里所强调的无疑是人的本性中利他的一面。 　　在《国富论》中，斯密在第四篇第二章中写到：“由于每个个人都努力把他的资本尽可能用来支持国内产业，都努力管理国内产业，使其生产物的价值能达到最高程度，他就必然竭力使社会的年收入尽量增大起来。确实，他通常既不打算促进公共的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是在什么程度上促进那种利益。”[３]（27)这里显然强调的又是人的本性中自利的一面。而斯密紧接着的论述似乎又是在为此注解：“由于宁愿投资支持国内产业而不支持国外产业，他只是盘算他自己的安全；由于他管理产业的方式目的在于使其生产物的价值能达到最大程度，他所盘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３]（27)至于为什么会这样，斯密在《道德情操论》第二篇第二章中作出了自己的回答：“毫无疑问，每个人生来首先和主要关心自己；而且，因为他比任何其他人都更适合关心自己，所以他如果这样做的话是恰当和正确的。”[１]（101-102) 　　从以上论述可以得出的一个结论就是：作为经济学的开山鼻祖，斯密对于人的本性中的自利倾向和利他倾向都给予了关注，他将人的自利倾向归因于人的自爱，而将人的利他倾向与同情心联系起来，并且认为“人们自爱的本性是与同情心相伴随的，然而，人在本能上又是自私的，总是在自爱心的引导下追求自己的利益，从而妨碍同情心的充分发挥。”②也就是说，斯密实际上揭示了人的自利倾向与利他倾向是相生相克、对立统一的。学术界曾经认为的所谓亚当?斯密问题根本不存在，斯密并没有将“经济人”和“道德人”割裂开来。③ 　　所谓亚当?斯密问题的误读产生的自利与利他的二分法，妨碍了经济学界对于作为经济主体的人的自利性与利他性的深入研究。事实上，考察人的行为，无论是自利还是利他均具有复杂性，需要我们进行分析，也只有在分析的基础上，我们才能深刻理解作为经济主体（同时也是信用主体）的人，客观上是自利与利他的对立统一体。 　　 　　二、自利与利他的复杂性 　　 　　自利作为追求自身利益的行为集合或选择区间，其所具有的复杂性表现在：自利行为存在合法不合法、守信不守信、道德不道德、有无外部性、外部性为正还是为负等不同情形。自利行为的合法不合法，以法律法规对行为的规范来衡量，那些依法从事经济活动而追求自身利益的行为是无可非议的，而违反法律法规牟取私利的行为则是要被依法打击的。自利行为的守信不守信，是指交易中是否信守合约、诚实交易，是否存在机会主义行为，这显然是从信用的视角去考量的。自利行为的道德不道德，是从经济伦理的特定视角去衡量，那些利用合同的不完善而损害对方利益的行为，虽看似不违约，但显然是不道德的。自利行为的外部性问题，是从行为所产生的个人成本与社会成本、个人收益与社会收益是否一致去考察。自利行为所产生的社会收益大于个人收益，是为外部经济；而自利行为所产生的个人成本小于社会成本，则是外部不经济。不仅对自利行为的考量存在上述多个不同的视角，而且不同视角所考量的自利行为还有交叉。譬如，不守信的自利行为又属于不道德的行为，甚至可能是不合法的行为（如违反合同法等）；而守信的自利行为也可能是违法行为（如违法团伙内部的守信）等，由此可见自利行为的复杂性。 　　面对如此复杂的自利行为，任何简单化的认识和判断都是不科学的，这里需要的是“实事求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而决不能够一提到自利就将其等同于自私。自利并不等同于自私，自利与自私有严格的区别：只有不择手段牟利，根本无视会对他人和社会带来损害才是自私，而并不会损害他人和社会利益，依法和符合社会公德的谋求自身利益的行为决不属于自私。基于以上关于自利复杂性的分析，我们还要指出“经济人”假定所潜藏着的一个悖论：一方面，“经济人”假定将“经济人”看成惟利是图即自私的人；另一方面，又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