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政策退出困境与中国出路.docVIP

全球政策退出的困境与中国出路 　　最近,各国试探性地迈出了退出步伐,金融市场反应较为剧烈 　　 　　 　　美国次贷危机从爆发、恶化,到演变为全球性金融危机已近3年,如今还远没有画上句号。2010年,全球决策者面临的最大困难是如何从政策干预中全身而退。过早或过晚退出,都蕴含着巨大风险。最近,各国试探性地迈出了退出步伐,金融市场反应较为剧烈。实体经济的表现也不容大意,中国进出口环比下降,美国的房地产市场和消费者信心再现低迷。全球政策退出时机如何选择,中国退出战略该走向何方?这些问题再度引发人们高度关注。 　　 　　想退也难 　　 　　解铃还须系铃人,危机中做了什么,决策者在经济和金融正常化之后就需要做相应的反向操作。目前来看,主要有四大类政策的退出考量。一是货币政策,各国央行将基准利率上调至历史低位,央行的资产负债表上塞满了各类非常规政策工具,资产规模飙升到历史高位;二是财政政策,为刺激经济复苏,各国推出了规模空前的投资计划和支持政策;三是金融部门援救举措,包括注资银行机构、提供债务担保、强化政府干预等;四是全球协调举措,金融危机将世界各国捆绑到一条绳上,G20机制形成了全球共进同退、限制以邻为壑的政策。 　　 　　从技术上讲,各国政府不乏政策退出的工具和措施,但是在退出时机、退出方法和退出次序上都难以把握。目前,一些国家和地区的退出序幕已在启动,但每次都引发全球市场的动荡不安。主要的风险包括:退出方案失误,引发新的市场动荡,人为制造不必要的金融风险;退出时机不当,过早退出可能断送既有救市成果,过晚退出则导致市场过度扭曲、财政危机和通货膨胀风险;退出步伐不协调,在不同部门之间、各经济体之间出现新的摩擦,引发金融市场新的混乱。 　　 　　以加息为例。如果全球加息步伐不同步,带来的金融风险不可小觑:第一,外汇市场将高度波动,利差是影响汇率的重要因素,利率不同步调整会带来相关货币汇率较大波动;第二,国际资本无序流动,特别是国际金融市场的各类组合投资或热钱,将会抓住各种套利机会,游弋于主要经济体之间;第三,资本市场大幅震荡,热钱冲击必然会对一些开放度较强的资本市场产??影响,特别是资产价格涨幅较高的新兴市场。 　　 　　退出的一般原则 　　 　　此次全球宏观政策如何协调有序地退出,其难度与风险不亚于金融危机期间的救市举措。笔者认为,退出政策的推进需遵循如下原则: 　　 　　第一,准确把握支持退出的关键信息。各种宏观政策与微观救助举措是否需要退出,核心决定因素包括三个:内生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和财政收支健康状况。这是把握退出时机的基本信息。如果其中一项得到确认,那么为达到这些目标而推出的政策可以退出。 　　 　　第二,退出政策要具有灵活性。“病去如抽丝”。大危机之后,市场信心相当虚弱,不当举措将会引发新的混乱。因此,退出政策必须是灵活的,而不是一次敲定、持续实施。退出必须确保不能断送既有成果,当风险苗头再度暴露,金融市场重趋紧张时,退出政策可以进行反向微调。 　　 　　第三,区别退出次序、退出工具的特殊性。由于危机中各国经济基本面不同,资源要素禀赋与经济结构的差异大,财政与金融的稳定性相异,因而在危机中推出的救市政策,在工具选择、救市力度、实施范围和效果上都有很大区别。特别是亚太新兴市场与其他地区表现出巨大差异。因此,在退出次序、退出工具的选择上,各国的特殊性巨大,退出方法不可能相同。 　　 　　第四,保持政策退出的协调性。在全球化时代,一国(特别是大国)政策的风吹草动都会搅动全球市场。各国退出政策的实施,必然要考虑到对社会公众、国际金融市场、他国经济运行的影响。因此,尽管具体实施时有特殊性,但在政府与公众之间、政府与市场之间、政府各部门之间、各国政府之间保持清晰、有效地沟通非常重要。例如欧洲某些国家试图削减赤字的举措,引发罢工,这是政府与公众沟通不畅的警讯。 　　 　　第五,坚守政府与市场的合理界限。在西方国家,引发危机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对市场的过度放任和监管疏忽,政策退出时要考量政府的适度作为,不应简单地回到老路上去;在诸多新兴市场,过去存在政府对市场的过度介入,危机中的干预举措加剧了这一趋势,政策退出就可考虑乘势纠偏,进一步提高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 　　 　　中国怎么退 　　 　　知易行难。尽管可以总结一整套的退出原则,但在具体实施中需要开展大量艰辛而细致的准备工作,做出艰难的决策。同时,谁也不能保证万无一失。这就是全球退出战略面临的巨大挑战。 　　 　　当前,中国经济复苏的势头并不稳固,经济结构发展依然不平衡,在政策退出上应尽量保持政策的稳定性,精心把握宏观调控的节奏、重点和力度,增强灵活性和适应性,高度关注国际退出战略与中国退出战略的交互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