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金制度功能异化与我国准备金政策取向.docVIP

准备金制度功能的异化与我国准备金政策的取向 　　作者简介：胡海鸥(1952―)，男，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管理学院(上海， 200052），教授。研究方向：“利率走廊”调控模式。季 波(1975―)，男，上海交通大学数学系(上海，200052)。研究方向：货币政策。 　　法定存款准备金制度是央行保障金融安全，进行宏观调控的一项重要工具，该工具一经产生，其作用就在三大政策工具中名列前茅。随着货币银行制度的演变，准备金制度的功能相应发生变化，由保持较大比例的准备金，到大幅度降低准备金率，甚至实行“零”准备制度是国际准备金制度变动的趋势。20世纪90年代以来，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国家都大幅度降低了准备金率，加拿大、新西兰、澳大利亚、瑞士等国伴随“利率走廊”调控政策更是实行零准备金制度。1998年和1999年我国人民银行两次下调准备金率，从13%降至6%，让人看到和国际变动趋势相符的变动。但从2003年以来，操作却与之相反，短短的4年间，人民银行6次提高准备金率，最近的一次是2007年1月15日，准备金率由6%上调至9.5%，并预计未来可能恢复到1998年水平。对国内经济流动性过剩感到担忧（周小川，2007），反应了这一变化的政策取向。这样的操作政策虽然可以缓解我国目前的流动性过多，但是，却与国际准备金制度的发展趋势背道而驰。所以，我们既要根据我国目前的经济形势提高准备金率，又要充分关注世界准备金制度的发展趋势，并且审时度势，在时机成熟时深化我国准备金制度的改革，将其转移到国际惯例的轨道上去。 　　 　　一、由流动性保障到信贷规模控制 　　 　　法定存款准备金制度的建立始于19世纪的美国。1820年，著名的“苏弗克制度”就是准备金制度的雏形。1863年的《国民银行法》以法律形式规定所有的国民银行必须保持一定额度的准备金,以保证支付。当时的准备率很高，地方银行为15％，储备城市银行和中心储备银行达25％，并规定乡村银行必须将其准备金转存国民银行，形成了所谓 “尖塔堆聚式”的准备金制度。1913年联邦储备体系建立后，规定对不同等级的会员银行和不同性质的活、定期存款提取不同比例的准备金，一般称为“差额准备金制度”。设计这样的准备金制度是为了保证和维持银行体系的流动性，因为当时的商业银行运作很不规范，追求利润最大化的银行家甚至可能仅留下非常有限的资金应对存款人的兑取，这使得银行面临流动性波动时，处于因缺乏支付能力而引起倒闭的高风险中。建立法定准备金制度,就是用法律形式规定商业银行必须留有一部分存款作为准备金，以应对存款人的支取，保障商业银行的流动性，避免发生支付危机。所以对不同的银行和不同存款规定不同比例的准备金，就是因为不同银行和不同存款面对的取款数量和提取概率不相同,确定不同的准备金率有助于满足相应的提取需求。 　　20―30年代美国银行和存款机构准备金率高达15%―25%,但是并没有阻止当时银行的大量破产，1921―1929年有5千多家银行破产，1929―1933年的衰退则更使美国银行以每年2000多家的速度倒闭，倒闭总量达10500家,占全国银行总数的49%，而且几乎所有商业银行和存款机构都遭到了挤兑风潮的打击。到1934年，美国商业银行从1922年的30120家急剧减少至15384家。①这一现实使得人们发现，准备金制度不仅不能有效地维持银行系统的流动性，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流动性的短缺。因为繁荣时期，商业银行按准备金率要求放足贷款，一旦衰退或危机来临，存款人大量提取导致银行准备金严重不足，商业银行回收贷款弥补法定准备不足的行动加剧了经济的收缩，同时法定准备金又不准动用，商业银行应对“挤兑”的能力相应下降。而且，越是要保障商业银行的流动性，就越要提高准备金率，商业银行可支配资金越是缩小，应对“挤兑”的能力随之越下降，从而银行倒闭的风险越是被放大。 　　对30年代危机的检讨使人们发现，过度膨胀的信贷规模是导致经济和银行系统崩溃的主要原因。[１]信贷规模越大，存款人对基础货币的需求越强，商业银行发生兑付困难的可能也就越大，由此可见，控制信贷规模能够从源头上避免对基础货币的过度需求以及商业银行兑付能力的下降。而准备金制度具有控制信贷规模的能力，因为准备金率越高，商业银行可贷资金的规模越小；反之则反是。由于改变准备金率也就能改变信贷规模，这就促使准备金制度的功能向控制信贷规模的方向转移。1931年美联储宣布“维持银行系统的流动性已不再是法定存款准备金的主要目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的主要作用是控制信贷…”。②1934―1939年，美联储主要靠不断变动准备金率来对付30年代后半期超额储备的迅速上升，[２]以扩大商业银行的信贷扩张能力，帮助经济走出萧条。这就是准备金制度功能的第一次异化，它由保障流动性异化为控制信贷规模。 　　 　　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