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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变迁与我国非营利组织的兴起 　　【摘要】非营利组织作为政府和企业以外的第三种社会组织形式之一，在当前人类社会活动的不同领域正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近年来，非营利组织在我国也逐步发展起来，但国内外学者对于我国非营利组织兴起的原因却缺乏合理的解释。笔者利用基于博弈理论的制度变迁很好地解释了我国非营利组织兴起的深层次原因和我国非营利组织的多样性。 　　 　　20世纪是社会创新层出不穷的一个时代。然而，令人费解的是，在很大程度上20世纪最值得人们记取的一次社会创新依然处在人们的视线之外。这个创新就是公民社会部门，它是最近十几年才出现的，是私人组织、非营利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的集合体。它几乎存在于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它为公民在追求公共目标的过程中得以发挥个人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提供了中介。长期以来，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两部门模式成了我们对现代社会的主要认识――“市场”与“国家”，这使得非营利部门在很大程度上隐而不见。 　　 　　一、西方非营利组织的兴起及理论解释 　　 　　关于非营利组织的兴起，西方学者表示了充分关注，构建了许多不同的起源理论。例如美国经济学家伯顿?韦斯布罗德（Burton A. Weisbrod，1974）的“政府失灵”（government failure）理论；美国法律经济学家亨利?汉斯曼（Henry B. Hansmann，1980）的“契约失灵”（contract failure）理论；Salamon则从“志愿主义失灵”（voluntary failure）的观点出发，提出非营利组织与政府的“互相依赖理论”（Interdependent Theory）或“第三政府理论”（“委托政府理论”）（the Third-Party Government Theory）；吉德伦、克莱默和赛拉蒙（Gidron，Kramer，Salamon，1992）等人提出的政府――非营利组织关系的类型学理论；罗伯特?伍思努（Robert Wuthnow，1991）的政府、市场、志愿部门相互依赖理论；而社会学者如DiMaggio与Anheier从资源依赖、组织形态与制度主义观点审视非营利组织的组成与规模及其跨国比较的差异；Douglas从政治学的理论观点论述非营利组织存在的价值与功能；近几年来，Salamon与Anheier则以41个国家的跨国比较资料，尝试建构一个更为全面性的非营利组织“社会起源理论”（Theory of Social Origins），以解释历史、政治、经济等变量如何影响这些国家非营利组织的规模、组成及经费来源。 　　 　　二、我国非营利组织的兴起及理论回顾 　　 　　我国在改革开放以前，政府是全能型的，它几乎成了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惟一主体，非营利组织的发展受到抑制。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政治、社会生活以及文化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社会生活方面最为引人瞩目的变化之一，就是出现了为数众多的以“社会团体”为代表的非营利组织。这些新生的“社会团体”引起国内外学者的莫大兴趣。学者们从不同的理论视角出发，运用不同的经验调查素材，对中国社团的缘起、发育、功用等进行了多方描述。早在上世纪90年代前期，国内已有学者对之进行研究。而自欧伊?简（Oi Jean）引进“地方法团主义”（local corporatism）概念来分析中国社会生活的变化、格登?怀特（G.White，1996）声称从中国地方性社团中发现了某种复苏的“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的萌芽以来，国内外的研究者们对于此种“社团现象”更是形成了两派不同的观点。西方社会科学界“国家中心主义”与“社会中心主义”的对峙在中国社团研究领域中也产生了巨大的回声。此外，在这两个对峙的派别之旁，许慧文（Viviene Shue）在其有关中国当代慈善事业的独树一帜的研究中，提出了改革后中国慈善事业及相关社团组织的三种不同的生存模式，由此可以看到比较明显的多元取向，或者说，在把握当代中国社团组织的性质上透显出某种游移不定的倾向。 　　而沈原等在肯定了以上学者的研究成果后，利用“制度的形同质异”（Institutional Isomorphism）概念工具，从制度环境与组织互动的角度去理解中国的社团组织，揭示了其源起和变异的实际逻辑。秦晖认为中国现阶段的“政府失灵”与“市场失灵”，主要还是“传统政府失灵”与“传统市场失灵”的问题（即公益方面的市场失灵和私益方面的政府失灵），与西方福利国家的“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有着本质的区别。田凯也对西方学者关于非营利组织兴起的一些理论是否适合中国国情提出了质疑。田凯通过对中国慈善组织与政府关系的研究，用“组织外形化”表达了类似于沈原“形同质异”的观点。 　　虽然国内学者已经开始对中国非营利组织的兴起表现出浓厚的研究热情，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