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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关键词]制度变迁; 腐败; 不平等率; 社会民间组织 　　 　　一、引言 　　 　　经济增长是世界各国经济的关键问题之一，现代经济学对经济的增长进行了大量的研究，除了近年来广为人知的新古典增长理论及新增长理论外，制度变迁理论也对经济增长的源泉及内生机制进行了分析并对经济增长提出了全新的视角，认为资本积累、技术进步、教育等因素本身就是经济增长的体现，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在于制度的变迁。他们认为经济组织的有效性需要在制度上做出制度安排和确立产权，以便提供适当个人刺激的有效产权制度体系。制度变迁比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通过制度创新能促进生产率的提高。因此，国家能有效地推行制度上的创新使产权更有效率是实现经济增长的有效途径。 　　现在制度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已在学术界得到广泛共识，由于制度是在既有约束下的产物，也就是说制度是由既定的历史文化和经济环境而演变成的，包括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制度变迁可以通过制度创新和制度移植来实现。通过制度的移植可以降低制度变迁的成本，但一种新制度的移植受到价值观念以及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制约，而价值观念及意识形态是传统和历史的积淀，使得制度的衡量更为复杂。因此在把制度纳入生产函数时，对制度变量的不同选择就能够产生不同的结论。在改革开放以前，我国是一个封闭的计划经济国家，在1978年后才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因此，很多学者就基于市场化程度作为制度变量来对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而在市场化进程中，我国和欧美国家市场化进程有着明显的不同。所以在选择制度变量上，单从市场化的“量”来说明市场化进程这种“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并不足以说明制度变迁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 　　在此，本文撇开市场化的“量”，从腐败程度、社会民间组织量和收入不平等率来代表制度变量。从腐败程度不但说明了市场中法律的约束力，还能从文化、道德上对经济主体及其交易进行规范约束。社会民间组织保持了制度变迁的延续性，从而在政治、经济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对国家政策制度的宏观层面和企业生产和交换的微观层面起着桥梁的作用。收入不平等是由于在转型过程中由于制度安排中所引起的。因此，本文将试图以这三个变量在制度变迁中隐含的意义来说明制度变迁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关系，接下去文章是这样组织的：第二部分是将对国际学术界对制度变量的选择作出简要综述，并阐述腐败、收入不平等和社会民间组织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第三部分是对它们在制度上进行分析，并运用我国的数据来说明它们与经济增长的回归关系；第四部分报告研究结果并做相应的解释；最后一部分是本文的结论。 　　 　　二、文献综述 　　 　　国际学术界有大量的文献来说明制度与增长的关系，他们对每个国家的实际情况而做的实证研究使得他们所选择的制度变量都有所区别。Kormendi和Meguir[1](141-164)探讨了反映政治自由度的Gastil指数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发现公民自由对经济增长有轻微的影响。但Helliwell[2](4066)研究表明，民主政治对经济增长并没有显著的正面影响。Barro[3](1-27)发现民主政治对经济增长总体上具有微弱的负效应，认为如果政治自由度水平比较低，则较大的民主自由会增加经济增长，但一旦政治自由度达到一个比较合适的水平，则会阻碍经济增长。Knack和Keefer[4](207-277)用产权安全度作为制度变量分析了产权和经济增长的关系，他们用ICRG和BERI作为产权制度变量，研究表明对产权的保护是经济增长的关键所在。Hall和Jones[5](83-116)（1999）则使用了社会基础设施作为制度变量，表明社会基础实施能够显著影响经济增长。现在越来越多的研究者使用经济自由化指数来实证分析制度和经济增长的关系。 　　腐败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也有不少的文献。IMF 的专家Mauro和保罗?默罗[6]认为腐败降低了投资率和经济增长率。IMF 的专家Vito Tanzi和Davoodi[7]认为腐败降低了一国公共投资以及基础设施的生产效率和税收收入，从而降低了经济增长。Rick Stapenhurst和Sahr Kpundeh[8]的研究则表明，腐败的经济成本尽管很难测量，但是在一定的条件下仍然能够得出腐败对经济增长起着阻碍的结果。 　　收入不平等是在经济发展下制度安排而产生的结果，有些学者认为收入不平等促进了经济增长，而有些学者认为收入不平等阻碍了增长。Alesina和Rodrik[9](465-490)用经验数据的研究结果表明基尼系数对经济增长有负面的影响。Forbes[10](869-887)则认为在回归方程中加入一些地区虚拟变量后，反映不平等变量的系数可能变得不显著，因此他得出的结论是收入不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