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正规地下金融”现象.docVIP

反思“正规的地下金融”现象 　　十多年前拙劣的账外经营手法始终不死，意味着操作风险依然巨大，也就意味着有理由对当前改革的顺序进行思考 　　 　　在某种程度上，银行案件恰如“矿难”和“禽流感”。 　　与矿难相同的是，在现有的银行组织管理框架下，处于科层结构末端的支行所发生的种种交易恰如数百米下的矿井，高层管理者与基层的信息不对称的情形，只能用“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的困境加以描述，其心态亦只能是自求多福。与禽流感相同的是，金融交易风险往往在瞬间就可以在整个银行体系中传染，特别是票据融资，在一系列的承兑、贴现、转贴现过程中，大量的银行都可能被拉入一个致命的交易。 　　当然，恰恰是这些现象构成了中国金融改革的依据，由此进一步提示我们应该沿着怎样的道路实施正确的银行治理。 　　刚刚案发的中国银行双鸭山四马路支行的9.146亿元承兑汇票大案，在技术手段上并无任何新奇之处，几乎是上个世纪90年代前期银行信贷账外经营的翻版――银行内部人“借用”重要空白凭证实施账外放款，绕过内部管理和外部监管，以进行“地下金融交易”。 　　由此值得思考的问题是深刻的：第一，为什么如此不具备技术含量的盗窃行为可以在十多年间连续重复？第二，地下金融这一似乎只能与地下钱庄等非法金融形式相关联的操作，如何不断出现在正规金融机构层面上？第三，面对涉案金额巨大的银行案件，我们需要的是等待改革绩效渐进式地显现的耐心，还是需要在既定的银行改革大方向下，认真踏实地思考某些具体步骤安排的轻重缓急，以此寻求最优的金融转型顺序安排？ 　　围绕这些问题，我们需要对单个银行的管理体制、银行体系的风险传递，以及当前的银行金融服务体制进行多层次的思考。 　　 　　不统一的法人与地下金融交易 　　 　　银行法人治理已经是一个被说滥了的名词，但是，当我们的注意力集中于按照西方经典的法人治理理论进行中国式银行改革的实践之时，许多不可逾越的障碍迅速出现在我们面前。 　　比如，我们关心的内部经营者与外部所有者之间的矛盾问题，在中国的银行业改革中显然被夸大??――有理由认为，无论银行的最高层经营者面临怎样的激励或约束，其经营银行的积极性是无需加以怀疑的。其面临的根本问题，不在于自身是否具有向所有者负责的正确激励，而在于其管理是不是一个“统一的”法人。法人的统一性在于，在一家银行内部，其分支机构是否能按照法人的整体经营方略进行操作；如果不是，那么我们依然需要着手解决“名义上的统一法人、实质上的诸侯银行”问题。 　　反思四马路中行的案件特征，我们发现的是一个不统一的银行法人内部的地下金融组织体系。 　　一是“寄生牟利”。简单地说，四马路中行的票据案是一种账外经营形式而不是简单的诈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六章第一百零三条规定，付款人同出票人、持票人恶意串通，故意使用过期或作废的票据，骗取财物的，属于票据欺诈行为，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这里的关键因素，在于票据是否在交易前或交易进行中就已经“作废”。 　　事实是，《金融时报》在2006年2月11日公告双鸭山中行的34张票据作废，而案发则是在之前的2月7日。票据流通的基本特点是其“无因性”，这是各国的通例，即为了保证票据的流通性，票据的接受方只要明确知道票据的真实性，就可以放心接受并进入下一步转贴现、再贴现等交易。 　　由此我们可以发现，作为票据接受方的建设银行莱钢支行，并无证据显示其存在交易环节上的过错，问题出在出票的四马路中行。事实上，“作废在后”而“交易在前”这一基本事实，说明了中行双鸭山四马路支行主要负责人通过账外经营以寄生牟利的手段：其出具的银行承兑汇票在交易期间并非假票或废票，各种签章也具有完全的真实性，惟一的问题是，作为法人的银行自身被基层的操作者蒙在鼓里。因此，整个交易并不完全适用于《票据法》所定义的“票据诈骗”，而是中国屡禁不止的账外经营。 　　账外经营的初衷，是交易的直接操作者依托正规金融机构进行的地下金融交易，目的是通过寄生于正规金融组织以获得自身的利益或关联融资利益。因此，交易的基础不在于银行外部，而在于银行内部的基层管理者，后者的寄生牟利是整个交易的基本出发点。 　　二是“共谋交易”。虽然没有完全的证据证明作为持票人的民营企业主朱德全与四马路中行的利益交易关系，但其共谋却是不争的事实。自2003年3月起，四马路中行的96张承兑汇票被“盗用”，如果没有里应外合，其盗用的可能性几乎为零。问题在于，双方的交易行为却严格属于共谋以损害银行权益的行为，且必然存在某种利益分割。 　　一方面，银行的账外经营因其地下金融的特点而几乎无一例外具有“高利贷”性质，这种高利贷实际是一类风险贴水，是对冒险违规的补贴；另一方面，借款人也面临着风险－收益的衡量。只要资金成本在社会平均成本附近，且属于自身可承受范围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