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员工行为规范民间非营利组织内部控制环境优化思考.docVIP

基于员工行为规范的民间非营利组织内部控制环境优化思考 　　一、民间非营利组织组织关系 　　 　　非营利组织的目标不是为了营利，而是为了完成某种社会使命。从民间非营利组织财务主体的基金性与组织性双重性来看，其目标一般表现在：一是要维持组织的长期健康发展，使组织能够持续提供某种服务，完成一个远大的使命；二是具体到某一时间段，组织能完成某个具体的项目。一个民间非营利组织的正常运转涉及到的利益相关者包括出资者、资金使用者、受益者、政府等。提供物质要素的出资者(包括债权人)。尽管非营利组织的宗旨并非营利。但资金元素也贯穿于组织活动的整个过程，充足的资金对组织顺利运作及项目完成至关重要。资金不足是目前我国民间非营利组织发展道路上的主要瓶颈之一。组织的出资人虽然可能会不固定，但依然是组织得以运行的关键相关者。提供决策要素的管理者。通过管理者决策配置组织内资源，安排组织资金，调配组织员工，以完成组织“启迪心智、升华灵魂、保护健康与安全”的社会职能。他们对组织内不受限制净资产有完全的支配权，对暂受限制和永久受限制净资产有一定程度的灵活支配权。也有学者认为，进行自愿性行为的管理者由于不受个人利益影响，只能是一种虚拟代理人，难以融入到利益相关者角色中。但从对组织资源的控制角度而言，组织的命运与其息息相关。提供执行要素的普通员工。决策者们所选的方案需员工具体完成。员工们在第一线使用各种资源来实现组织目标。作为服务对象的受益者。民间非营利组织资金的最终受益人，表现为出资者自己(如一些自助型基金会)、符合某种特征的群体等。提供环境要素的政府。政府为组织提供规范有序的社会环境和组织完成使命所需的一些公共道路等公共设施；政府为组织提供各种相关的政策、制度等。另外，我国政府在非营利组织中还扮演着重要出资者的角色。大多数非营利组织的正常运行依赖于政府的财政拨款(程昔武、朱小平，2008)。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组织(代表制度以及参与进来的人)是关系性合约的网络。这种认识适用于所有类型的组织，无论是小组织还是大组织，可以认为市场关系、企业、非营利性制度、政府实体、政府企业等都存在有效的关系型合约(Jensen and Meckling，1967)。因此，可以将民间非营利组织看作是以上利益相关者之间形成的系列合约的集合。这些合约包括各利益相关者之间和各利益相关者内部达成的协议。契约签订的一个前提是签约双方是平等的权利主体(coase，2003)。各主体提供的要素具有不可或缺性，完成的职能也不同，其地位是平等的，缺少其中任何一方组织的运作链条都会断裂。由于民间非营利组织的特殊性，其中的管理者和员工相对长期存在于组织而其他利益相关者则存在于组织之外，故他们具有较之于其他相关者的信息优势。 　　 　　二、民间非营利组织进行内部控制的必要性 　　 　　较之于营利性组织，民间非营利组织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信息差异程度更大，这源于其特殊的产权及代理关系。Fama和Jensen(1983)认为捐助人是非营利组织的所有者，组织的高层管理人员是代理人。Carver(1997)认为非营利组织的所有者可能是服务对象、职员、纳税人、一般公民或其它非营利组织，董事会代表道德上的所有权，应对所有的利益相关者负责，行使组织的决策权和控制权。非营利组织的出资者将自有资金投入组织，然后由管理人员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和组织章程，对资金去向做出决策，最后由员工去执行任务。在这个过程中，出资者对资金没有完全所有权。完全所有权包括实际中使用有形物品的权利、获取收入的权利、包括转让在内的管理权。出资者委托代理人对其资金进行管理和使用，但他们却没有收益权，缺乏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另外，作为资金使用的代理人，组织管理者和员工拥有掌握信息的绝对优势。作为有限理性的经济人，组织内部人员势必会做出一些有违出资者意愿的行为，即“道德风险”行为。而组织(自助型组织除外)的受益者分散且多变，他们对组织资金使用情况的关心成本更大，掌握的信息相对更少。可见，民间非营利组织本身并无明确的所有者，属于准公共产权。 　　不完全的所有权关系在一定意义上“纵容”了民间非营利组织的实际管理人和执行人的机会主义行为。其他利益相关人应合理地设计“约束+激励”的控制方式，去引导内部人的行为，使他们发生机会主义行为的可能性较少或者可以预期。这种控制方式发挥作用的机理是：首先应该让内部人的努力和贡献获得“满意”的报酬，包括物质和精神层面的报酬。但人的欲望是不断膨胀的，“满意度”也会因此而“无限制的升级”，他们还会想方设法去获得报酬之外的收入。因此还必须有另外的设计才能达到控制的目的，这就是从内部控制制度和程序等方面去禁止机会主义行为，以及一旦发现“越轨行为”的惩罚性措施，使其能够在得失之间进行理智的权衡，引导他们放弃“非分之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