循序“剥洋葱”构建中国特色内控体系.docVIP

循序“剥洋葱”构建中国特色的内控体系 　　内部控制对于大多数中国企业家来说，还是一个新词、热词，无论是内部控制的称谓，还是内部控制的五要素、八要素框架，都或多或少带来对于内部控制的曲解，很容易“只得其表、不得其里”。解剖“后危机时代”的中国内部控制建设应该仿效剥洋葱那样，一层一层地剥去包裹在内部控制内核外面的壳，探求内部控制之“根、因、法”的本质。 　　 　　全球化――内部控制之根 　　 　　在探讨“后危机时代”的企业行为之前，我们需要思考“后危机时代”究竟给我们的精神和物质生活带来了什么样的改变？今天我们就可以做出明确判断的一个明显的改变就是――贸易保护主义在抬头。近期召开的20国集团峰会和APEC峰会可能面临的一个最大挑战就是能否把世界经济从贸易保护主义的骚动中拉回到全球化的道路上来。我个人对此并不抱太过积极的看法！ 　　全球化尽管在“后危机时代”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但是在内部控制这个命题上却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我们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是近10年内部控制渐次成为各国普遍关注的一个议题，是企业风险频发的内在驱动吗，还是有更为重要的因素？ 　　而在我看来，全球化实则是各国加强内部控制的根源！ 　　所谓的全球化，市场是全球化的市场；企业是全球化的企业；更为重要的是，资本和其他生产要素也是全球化的配置。一个作为经济体的国家要想在全球化中得益，首先就是要获得全球化资本的青睐，驱动资本向本国转移，最终把最大的价值增值留在当地。 　　吸引全球化资本的方式只有两个：一个是更高的安全性，一个是更高的盈利性。 　　以中国、巴西、印尼等为代表的新兴市场，由于发展的非均衡性，或多或少存在着类似“中国红利”（低劳动力成本、低生产资料价格、低环保要求）的因素。“中国红利”的本质是生产要素的低成本，从而在全球化的市场中能为资本带来更大的盈利空间。因此，新兴市场国家在吸引全球化资本方面一般处于有利地位。而以美国、欧洲国家为代表的成熟市场，在生产要素成本方面居于劣势，所以势必要在提升资本安全性方面大做文章。通过加强风险监管可以有效降低资本风险，提升其对全球化资本的吸引力。 　　当我们站在全球化的视角上思考的时候，就不难理解为何内部控制会由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发端；也就不难理解当21世纪初期以“安然”、“世通”为代表的大企业舞弊案迭发的时候，为何最为紧张的是美国政府了。美国并不是因为几个企业的倒闭而输不起，而是在全球化资本竞争的大局上输不起。 　　从全球化的发展阶段看内部控制的发展阶段同样可以发现一些有趣的规律。 　　二战之后的全球经济经历了三次浪潮，分别是国有化浪潮、私有化浪潮和监管化浪潮，对应的正好是全球化的孕育期、萌动期和成熟期。全球化正是监管化浪潮的诱因和催化剂。 　　第一次国有化浪潮的关键词是经济复苏：二战之后各国经济亟须尽快复苏，国有化体制可以统合资源，更快地形成规模化、经济化的运行机制，因此国家干预经济模式被很多国家当作是经济复苏的金钥匙，最突出的有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等西方国家。在这个阶段，全球化尚处于概念孕育阶段，内部控制甚至还不存在概念化的解释。 　　第二次私有化浪潮的关键词是经济自由：私有化狂热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特征。自20世纪50年代末至80年代初，西方国家出现了相对的经济停滞、经济增长速度放缓、通货膨胀率攀升、失业率居高不下等问题，带来了社会分歧、不安情绪和围绕着国企改革问题的各种争论。随之而来的国有企业私有化改革拉开了经济自由化的序幕，即反对国家过分干预，在依靠市场机制、提倡自由竞争的基础上，充分发挥私人企业的作用。在这个阶段，全球化已经开始萌动，它的载体就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而内部控制在这个阶段的发展就是随着私有化的发展，在经济活力加强的同时，企业风险在快速集聚，为第三次监管浪潮的到来做好了准备！ 　　第三次监管化浪潮如期而至。它的关键词就是全球化资本竞争。至20世纪90年代，随着世界范围的企业合并、资本国际化、贸易壁垒的逐渐消失以及金融市场的一体化，全球化带来了对成熟市场的巨大冲击，发达国家选择了通过加强监管提升资本的安全性。同时，私有化本身也发展到了一个特定的阶段，管理风险在逐步集聚，两权分离带来的委托-代理问题也成为困扰相关利益者的重要问题。正是全球化的长足发展推动了内部控制观念和技术的快速发展！ 　　中国作为新兴市场国家的代表，在吸引全球化资本方面是占有一定优势的，但是这种优势在逐步衰减。历经三十年的快速发展之后的经济结构调整成为一种必然的选择，各种“红利”因素也在快速衰减，带来的问题是对于中长期的产业资本的吸引力在下降。当然，由于人民币汇率上升等缘故，中国对短期热钱的吸引力在上升，但这对实体经济意义不大。 　　因此，中国一方面需要通过经济结构调整，改变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