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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与实践
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与实践
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是一种极具时代特征和个人特色的理论,也是其理论体系中的“行动理论”,是梁先生其他诸方面理论的逻辑归宿。由于这一理论实践时间短、实践环境恶劣等因素,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的巨大价值长期被忽略。通过对整个20世纪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回顾,以及通过与日韩和台湾地区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发展思路的比较,可以认为,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仍然是我们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的本土精神遗产。
梁漱溟是一名活跃于20世纪上半叶的教育家、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除了文化哲学思想外,他的“乡村建设理论”及其20 世纪30年代在山东邹平领导的“乡建”实验,也是广为人知并在当时和以后很长时间内引起了广泛的争论。梁漱溟认为20世纪上半期中国社会的崩溃源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失败。必须把来自西方的“团体组织”和“科学技术”应用于乡村,构造新的社会组织,复兴农业,从农业引发工业,实现国家的工业化,才能完成中国的文化重建和民族复兴。实际上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涉及到乡村的文化教育与文化复兴、农民的自我组织与管理、乡村合作事业与乡村工业建设等内容,是有关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一整套设计方案,而非仅仅是关于解决乡村问题的。正如他自己所言的那样:“我所主张的乡村建设,乃是解决中国的整个问题,非是仅止于乡村问题而已。”乡村建设运动也是一种内容广泛、意义深远的社会综合发展实验。
若从鸦片战争算起,中国的现代化历程已走过了一个半世纪之久,但时至今日,我们仍在现代化的道路上艰难跋涉。对我们所走过的道路进行反思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走向未来,近20年来,国内外学术界对中国现代化进行了多角度、全方位的深入研究,对梁漱溟思想的研究就是这种反思的重要组成部分。
极具时代特征和个人特色
梁漱溟是20世纪中国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其理论带有极其鲜明的时代特色和个人烙印,是他那个时代(新旧交替、社会动荡)和他个人生活(家庭生活、文化背景)的一种反映。他对中国文化及其与现代化的关系进行了全方位思考,其理论涉及中西哲学、??学、儒学、文化、教育、工业化、农村社会发展等诸多方面,更为重要的是,梁漱溟不仅是一位坐而论道的思想家,更是一位身体力行的社会活动家,尤其是他对自己乡村建设理论进行了多年的实践。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梁漱溟的学术创作和创造性的社会实践活动,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就过早地结束了,当时对其理论的研究和批判基本停留在政治意识形态方面。改革开放以后,梁漱溟重新活跃在中国的学术讲台,对其理论的研究也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之一。继《梁漱溟全集》(八卷本)之后,又出版了《梁漱溟文化理论研究》、《梁漱溟评传》等10多部重量级专著与译著,见诸于学术期刊的相关论文也有百余篇。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1)梁漱溟的哲学思想,包括政治哲学、文化哲学、生命哲学、道德哲学与艺术哲学。(2)文化思想,包括佛学文化观和东西文化观。(3)教育思想主要内容是有关教育的大生命、教育的大功能和教育的大系统。(4)新儒学思想,梁漱溟是被海内外公认的新儒学的开山派人物,其新儒学思想在国内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主要内容包括反对科学主义的“理智”,崇尚玄学主义的“直觉”、以陆王心学来诠释和提倡孔子的生命哲学、谋求儒学的现代化。对梁漱溟研究的重点集中在其文化和哲学方面,对其教育思想和乡村建设理论的研究相对较少。
一部关于中国现代化的重要理论
对梁漱溟的研究比较早的是美国学者艾凯,他的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艾凯发现作为“五四”时期的代表人物之一,梁漱溟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不单在中国,在美国对梁漱溟的研究也很少。直到20世纪60年代初才有华裔学者周策纵在《五四运动》一文中提到梁漱溟,并且仅限于用一页的篇幅介绍梁漱溟早期的作品《东西文化及哲学》。 港台地区对梁漱溟的研究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与国内对梁漱溟的研究基本上是同步进行的。20世纪80年代初期,梁漱溟重新活跃在中国的学术讲台上,激发起国内外学者对其思想的研究,这些研究首先是把梁漱溟作为新儒家的开山人物来看,认为梁漱溟对儒家传统的重新诠释,为儒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复兴建立了基础。甚至认为儒学“可以和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同佛教、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和后弗洛伊德的心理学家们进行对话,并从中获益。” 这实际上与艾凯主张的把梁漱溟的思想放到现代化与全球化的大背景中来考察,是一致的。在国内的研究中,除出版了10余部梁漱溟研究的专著外,有关的研究论文多达百余篇,这些研究不仅把梁漱溟作为儒学复兴的关键人物来看待,而且重点就是研究梁漱溟的文化哲学思想,这方面的文章比较多,如“略论梁漱溟人生哲学中儒佛二重性”(龚建平,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梁漱溟生命化的人性本善论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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