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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怎样的金融监管改革 　　中国尚未发生严重金融危机,并不全然意味着其金融体系如何牢固。加强金融监管以克服市场失灵的同时,构建并进一步放开金融市场以克服政府失灵,应是面向未来的基本态度 　　 　　当前,全球性金融监管改革正如火如荼地展开,未来的趋势也方兴未艾。在这场改革中,加强金融监管,制定全球统一的标准已成大势,而重建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金融秩序以及所需的金融监管改革也正成为热点。 　　 　　两种经济体,两类金融病 　　经济全球化时代,发展中国家经济体与发达国家经济体的区别仍清晰可辨,因为发展中经济体仍处于工业化金融体系发育水平的阶段性差异上。 　　处于工业化进程中的发展中经济体,力图将金融发展纳入到工业化战略中,成为支持工业化的手段和措施,从而出现了一系列有别于发达经济体的特别金融安排。 　　其主要脉络是:工业化是发展的目标,而发展中经济体匮乏工业化所必需的资本,加速资本形成构成了其金融主要任务,商业银行因其强大的储蓄动员能力而成为其融资方式的首选,而资本市场因不利于储蓄动员和控制且成本较高,成为其发展滞后的理由。因此,发展中经济体大多呈现出以间接融资为主体的金融结构。 　　在间接融资的结构中,若嫌储蓄动员不力,可由国家出面直接控制金融资源,即金融机构国有化安排;若嫌有限储蓄使用不力,可由国家权力直接介入金融市场,如利差管制、贷款项目的优先顺序安排等手段实现国家战略意图。 　　在吸引外资的同时进行资本管制,必要时可通过奖出限入的方式鼓励外汇储备的形成和增长。与发达经济体比较,这一发展主义导向的特别金融安排的实质是金融市场的扭曲,甚至是金融市场的取消。 　　在这种安排下,发展中经济体所面临的金融问题迥然不同于发达经济体。它首先要考虑要不要发育金融市场、要不要纠正市场的人为扭曲问题。换言之,是减少政府干预,适度放开管制,而不是加强政府监管的问题。 　　在这种安排下,即使发展中经济体金融出了问题,也是不同于发达经济体典型金融危机的另类危机。它们更容易出现类似于亚洲金融危机那样的金融体系不成熟性的危机。于是,在世界多元化的情况下,用同一标准来防范不同类型的金融危机是难以做到的。 　　 　　改革的两重性平衡 　　这仅是对当前全球金融监管改革趋势反思的经验解释,更为深刻的理论解释仍蕴藏在经济学理论中。当下的金融危机是由市场失灵造成的,虽然需要政府干预,需要强化监管,但问题在于政府能比市场做得更好吗?如果政府做得不比市场好,为什么还需政府干预? 　　之所以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因为个体之间客观存在着私有信息,这种客观存在构成了信息外部性,出现了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的可能性。鉴于此,政府不比市场做得更好的情况是会发生的。 　　这引发了两个重要的经济学思考: 　　(1)帕累托改进有效是指在福利改善的努力中,只有人受益而无人受损。如果在既定受损状况下,福利改善的努力并无人受益,帕累托约束性改进依然有效。也就是说,如果在市场仍发挥基础性作用,即政府不取代市场的条件下,政府的所有努力并不比市场更有效,则该市场资源配置仍然是约束帕累托有效的。换言之,这时的市场表现并不是广泛意义上的市场失灵。 　　(2)金融风险源于未来的不确定性,而不确定性服从于概率分布,为对冲未来的不确定性,金融机构依照概率分布设计产品,大概率事件为基础金融产品,小概率事件则为衍生金融产品。其实质上是风险合约。由于不确定性之本质,风险合约可能产生的结果不完全依照自然状态发展,合约也因此具有不完全性,违约有其客观存在的基础。 　　如果金融市场是完全的,即每种金融产品均有一个市场及相应的价格,违约也是可交易的。此时的市场因改变了风险分担,其资源配置仍然是约束帕累托有效的,但因有违约出现而产生非严格意义上的“金融危机”。换言之,此时市场出现的非严格意义上的金融危机是约束帕累托有效的表现,是市场机制题中应有之义,因而不需要政府过分干预。 　　金融危机是指引起严重金融动荡并可能导致“系统性崩溃”的事件,而非市场机制正常发挥下的个别金融产品困难或危机及个别金融机构的破产倒闭。 　　经济史告诉我们,导致严格意义上金融危机的因素是多样的,可能是市场失灵,如当下金融危机;也可能是政府失灵,如12年前亚洲金融危机;抑或是两者结合在一起的。 　　经济学告诉我们,如果危机由市场失灵造成,那么需要政府的干预,强化监管;如果金融危机由政府失灵造成,那么需要构建和进一步开放市场;如果危机是由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交织在一起,那么既需要构建和进一步开放市场,也需要适当的政府干预。 　　 　　危机的中国式借鉴 　　反思金融危机以及与之相伴随的金融监管改革,对中国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中国仍处于工业化进程中,不仅存在着金融体系发育水平低的客观现实,而且面临极易为发展主义思潮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