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专业合作社法》颁布后新动向及相关建议.docVIP

《农民专业合作社法》颁布后的新动向及相关建议 　　 　　一、《农民专业合作社法》颁布实施以来，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出现可喜的新变化 　　 　　(一)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总体发展呈现加速态势，覆盖乡村、农户的范围不断扩大 　　据最新数据统计，目前全国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已超过15万家，农户成员3486万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13.8％。以农业部菜篮子工程基地四川彭县为例，截至11月中旬，全县在工商部门登记注册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有118家，其中46家是今年新成立的。 　　 　　(二)合作领域和合作内容不断拓宽、深化，服务能力不断提升 　　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向第二、三产业拓展，农产品初加工、民俗旅游、传统手工艺品加工等类型的合作社不断增多。有些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在组织内部自发开展成员间的资金互助、农业保险等新的业务。农业部统计显示，约50％的农民合作组织为成员提供销售服务。 　　 　　(三)农民精英成为领办合作社的主体力量，有些同类农产品合作组织出现了横向联合、创办经营实体的态势 　　在全国15万家合作组织中，农村能人、专业大户领办的比例达到69.2％，一些经营相同农产品的专业合作社在政府引导下，开始联合成经营实体性的联合社。例如，北京市密云县奶牛合作社联合社，在政府的帮助支持下，代表社员与当地乳品加工厂谈判，废止了乳品加工厂自定的牛奶收购质量认定标准，改为统一使用国家标准；并在牛奶收购价格方面，与乳品加工企业达成协议，在保证奶价基本稳定的前提下，奶价随饲料价格提升而适度提升。 　　 　　(四)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在推进农业现代化、促进农产品标准化、品牌化、专业化方面的效果日益显著 　　农业部统计显示，目前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拥有的注册商标已达2.6万个，取得无公害、绿色、有机等产品(生产基地)认证3267个，占全国总数的近1/4。例如，在山东省平度市280家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中，有42家合作组织注册了自己的商标，31家合作组织获得了无公害产地、无公害产品或绿色食品认证。 　　 　　二、《农民专业合作社法》颁布实施以来，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中存在的主要矛盾 　　 　　从总体水平看，目前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发展仍处在起步阶段，突出表现为整体实力较弱，承担风险能力差，带动农户能力弱，内部运行不规范。特别是有些地方出现的新倾向和新苗头，值得高度关注。 　　 　　(一)地方部门存在急功近利与担忧失权等倾向 　　一是在认识上，存在着将“合作”与“合作社”相混淆的“泛合作社论”。有的地方政府领导在推进合作事业时，公开宣布，“凡是能把农民组织起来、帮助农民把产品卖出去就是合作经济组织”，“只要与农民有关、有联系就行”。结果造成“公司+农户”、“农民经纪人+农户”以及农民合伙企业等多种非合作社经济组织被归到了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名下，其直接后果是政府的扶持政策被某些掌握着较多社会资源的组织或个人所掌握，合作社的利益受到侵犯。例如，在甘肃兰州市某县工商登记注册的首家合作社，以农资和农副产品销售合作社为名，实际上是一个合伙企业。合作社7名成员，全部是商人身份，他们按照市场价格向当地200余户农民出售农资，并收购他们生产的小杂粮，这些农户与合作社没有任何关系。二是在组织上，少数地方政府为了加速当地合作事业发展，出现“为合作社而合作社”，不切实际地制定发展目标的刮风苗头。例如，山东某地村干部反映，县上要求乡里统计合作礼的发展数量，乡里要求各村必须上报一家，其结果引发了造假行为。三是在实际工作中，地方干部表面支持，暗中按兵不动。 　　有些地方干部对于发展合作社心有余悸，担心将来政府被合作社架空，因此，他们在支持合作社发展问题上存在应付上级的现象。 　　 　　(二)在一些龙头企业中，存在钻空子现象 　　《农民专业合作社法》颁布后，不少龙头企业跃跃欲试，特别是一些大型龙头企业要求加入合作社或领办合作社的积极性高涨。例如，北京某著名生猪屠宰集团主动向当地一家养猪合作社写申请书，要求入社。据社员反映，该企业的实际目的是想控制当地的生猪货源(该合作社社员提供的产品占全区生猪出栏量的40％以上)，并套取国家优惠政策；而当地政府个别干部还向合作社施压，要求他们同意企业入社。这些企业的行为，对当地农民自我发展的养猪合作社构成了威胁，并抑制了普通农民自我兴办合作社积极性，也导致农民从人社之日起，就无法树立利益均沾、风险共担的合作意识。在北京召开的一次合作社研讨会上，有代表反映，浙江、广东的有些中小企业向当地农民有偿借用户口本(少则数十元、多则百元)，注册假合作社，以骗取国家的税收优惠；而工商部门对于当地农民的经营情况不了解，很难进行实质性的审核。 　　 　　(三)工商、税务等部门政策不配套 　　一是工商部门登记中手续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