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十二五”时期依然是中国经济发展重要战略机遇期.docVIP

为什么说“十二五”时期依然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作出“今后一个时期是中国重要战略机遇期”这一判断的具体依据是什么 　　 　　从国际和国内形势看，未来一段时间中国仍然处于发展的战略机遇期。 　　从国际环境看，尽管全球金融危机一度冲击全球化的进程，到目前为止，全球经济复苏依然艰难，但是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大趋势没有改变。首先是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金融危机之后，金融全球化进程深入发展，全球金融货币体系改革得到推动，特别是全球经济治理问题会受到各方面重视。经济全球化在一些方面会出现调整趋势，生产全球化将会进一步发展、贸易全球化趋势不会改变、区域经济一体化可能掀起新高潮、从制造业到服务业整体产业链的全球化难以动摇。其次，世界经济政治格局出现新变化。金融危机之后，世界经济政治格局出现新的变化，各大国基本力量对比和相对地位将进一步发生变化，新兴经济体及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将继续提升，中国通过积极参与国际体系改革主动塑造更加有利于平稳发展的外部环境的机会大大增强。再次，科技创新孕育新突破。危机以来全球各国加速了科技创新的步伐，加大推动发展新能源和节能环保等新兴绿色产业，抢占未来技术进步和产业发展的战略制高点。在其中，我们完全有可能通过加强对新技术的研究，在某个领域或某个方面占有一席之地，从而推动新兴产业的发展。 　　从国内环境看，中国在过去30多年出现了高速经济增长，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具备了发展提升的基础。在1978～2007年的30年时间里，中国平均GDP增长率达到9.7％，特别是2005年以来，中国平均真实GDP增迷保持在11％的水平。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的劳动力素质改善，基础设施日益完善，物质、技术和体制基础更加牢固，企业竞争的内生动力和活力不断增强，政府宏观调控和应对复杂局面能力明显提高。总体看来，中国综合国力增强，并且已经从金融危机中复苏，具备了进一步改革和转型的宏观基础。从特定意义上说，一些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因素，例如消费贡献降低、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储蓄率过高等，也同样可以通过改革来促使其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力，这个过程其实也正是结构调整的过程。 　　 　　“重要战略机遇期”对今后五年，甚至今后30年发展的重要性是什么?这一判断对今后一段时期内中国的战略决策有怎样的指导意义 　　 　　从历史视角看，无论是地理大发现之后的工业革命，第=次世界大战后的科技革命，还是上世纪70年代的信息革命，都深刻地影响了全球经济的版图，也影响到不同国家的相对经济实力。一些国家抓住机遇、乘势而上，走到了前列，另一些国家却陷入被动、落后的局面。能否抓住机遇，推进发展，是一个国家能不能赢得主动、赢得优势、赢得未来的关键所在。 　　在今后的五到十年，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一个突出的大势，就是加快由中等偏下收入国家向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迈进。与此同时，我们也正在面临“中等收入国家陷阱”的重要考验。根据统计，到2010年末中国的人均GDP或人均GNI将达到3400美元以上，达到世界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南美的巴西、阿根廷、圣西哥、智利和亚洲的马来西亚，上世纪70年代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之后，由于收入差距过大造成内需增长缓慢、城市化进程出现大量的贫民窟、金融风险造成国家财富损失、一般制造业向高端产业和社会服务业升级过程中出现不可跨越的障碍等原因，至今仍然挣扎在同样的经济发展水平上。出现问题的原因，是结构调整缓慢、自身矛盾难以有效化解、发展战略失误或受外部冲击等。 　　顺利从“发展中”进入了“较为发达国家”行列的韩国和新加坡等国家，则是受益于自主创新能力提升支撑了生产率的持续增长。在达到人均5000美元的GDP水平之后，生产率提高的主要推动力就必须从“拷贝”转向自主创新，而拉美在这一点上并没有很好地改进。韩国过去30年间，人均专利注册量达到世界平均水平的6倍，而同期巴西的人均专利注册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0.3倍。目前，中国的人均专利注册量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0.6倍，虽然高于巴西的水平但是显著低于韩国等的水平。 　　如果从经济学理论来看，中国必须在未来五年内启动经济增长模式从“库兹尼茨增长”到“熊彼特增长”的转换。以往高投入、高消耗、高增长的“库兹尼茨增长”的效应逐步递减，以经济结构转型、技术创新和微观企业管理制度创新等为特征的“熊彼特增长”模式，是今后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 　　在这种背景之下，我们更需要重视推进制度的变革来激发能量，相信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制度变革仍然存在巨大的空间，例如资源价格的改革，城市化速度的加快，户籍制度的改革与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与分配制度改革等，都是可以推进改革来激发增长潜力的领域。从韩国腾飞的历史来看，韩国人均收入超过5000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