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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利益运作到感情运作新农村建设时代的乡村关系 　　内容提要：取消农业税改变了乡村治理的逻辑。之前乡村两级组织围绕着收取税费而形成的利益共同体，因缺乏利益支撑而在制度上被打破了，乡村关系再也无法通过利益运作来维持，政策的贯彻和治理目标的达成再也不能通过利益交换来实现。在当前新农村建设的环境下，政策仍然需要执行，但乡镇政权自身权力弱化，党政的组织网络松懈，又缺乏可支配资源，这逼迫乡镇干部只有通过与村干部培养私人感情来完成工作任务。这表明当前我国农村政权离现代型国家政权形态还很远。 　　关键词：利益共同体；感情运作；新农村建设；乡村关系 　　中图分类号：F3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161(2007)04-0066-05 　　 　　2004年3月温家宝总理宣布中国５年内取消农业税，2006年全国已全面免除了农业税，比预定计划提前了两年。取消农业税是中国两千多年来的一次异常重大事件，也是新中国农业发展继土地改革、联产承包责任制后的“第三次革命”，必将对农村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产生巨大的影响。贺雪峰在调研中发现，取消农业税从根本上改变了国家与农民的关系，也从根本上改变了县乡行为的逻辑，县乡政府倾向于在农村事务中不作为①。周飞舟发现，取消农业税后，乡村组织几乎“什么都不干”，成了只是维持自身运转的“悬浮型”政权组织②。而申端锋则发现，取消农业税后，乡村组织在各种现实条件的约束下，既没有成为服务型组织，也不是无所事事，而是在实践中对自身职能重新进行了定位，“将原来的软指标当成硬指标来搞”③。他们的研究从不同层次和侧面揭示了当前乡村治理的逻辑已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在取消农业税的同时，为了防止农民负担出现反弹，减轻乡村两级组织运转的行政成本，各省份相继启动了税费改革的配套改革即乡村体制改革，主要是撤并乡镇、精简机构、分流人员、合村并组、取消村民小组长等。在基层组织的职能转变上，实行市场化的改革方向，推行“花钱买服务”，促使基层组织由管制型向服务型转变，这一改革的典型模式即为湖北咸安的“咸安改革”，被称为“湖北新政”，并在全国其他省份得以推广。我们在调查中发现，改革者设计的“花钱买服务”的逻辑并没有成为乡村组织运转的主导逻辑，乡村组织并没有成为改革者所设想的服务型组织。 　　从全面来看，各地情况并不整齐划一，而是存在不同情况。乡村两级组织在经历改革后自动撤退，使自己处在一个有利的位置，也就是一个比较消极的位置，因为维护农民利益成了一种新的“政治正确”，而为了不与农民发生正面的冲突，就要少做事，甚至不做事，要做事也是做一些诸如村务规范化管理、发放资料等无关紧要的事情。因此，有的地方乡村组织倾向于不作为；有的乡村组织倾向于“将原来的软指标当成硬指标来搞”。取消农业税后，中央提出了“新农村建设”的口号和目标，在另外一些地方，县乡政府将新农村建设当作中心工作来做。当新农村建设取代收取税费成为县乡政府的中心工作时，乡村两级组织的关系就呈现出另外的样态来。从笔者在安阳楚镇的调查来看，乡村关系已经从税费时代的利益运作转变成了新农村建设时代的感情运作。 　　 　　1.利益共同体：税费时代的乡村关系 　　 　　在很多人眼中，乡村关系可能是由法律，尤其村民自治方面的相关法律规定的，或者至少在很大程度上被认为是一个法律问题。他们倾向于认为，既然《村委会组织法》颁布了，政府（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就有责任将这一法律付诸实施。在这个逻辑中，对于《村委会组织法》所规定的村民自治制度，无论是政府出于治理社会的需要，还是被学者赋予了“国家―社会”互动和“民主―自治”的期待与想象，这些似乎都不太重要，重要的是法律必须得到施行。因此，每当同行们看到村民自治的实践与我们的理念甚至想象有所出入时，基层政府便很容易受到指责，且往往有诸多细致的制度设计构想跟随而来。然而，如果我们不对村民自治寄予太多民主政治的想象，也不将自身过于限制在“守法主义”④的视野里，而是放眼村民自治实施的宏观政策背景和社会环境，可能会有一个更加现实的看法和务实的想法。 　　其实，乡村关系并不是由法律文本决定的，毋宁说，是由县乡政府的中心工作决定的。有过农村调查经验的人都知道，取消农业税之前，虽然《村委会组织法》规定乡村关系是指导与被指导关系，但实际情形与此有很大差异，其中最为明显的是乡村之间形成了一个坚固的利益共同体⑤。这个利益共同体就像一个黑洞，吞噬了所有的村干部。即使依法选举出来的村干部，也会很快被这个黑洞吞噬进去，从而并不会站在村民一边，村民因此对村庄选举失去信心和兴趣，村民自治遂成政治摆设。 　　乡村之间之所以会形成利益共同体，其原因在于乡镇掌握着比村民多得多的经济、政治和组织资源，是高度组织起来的国家行政力量。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以户为单位的小农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