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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农村商业银行监管的法经济学分析 　　【摘要】农村商业银行(以下简称农商行)作为农村金融改革的主要成果之一,其监管问题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全国性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农商行监管适用的法律、法规基本相同。但农商行在其主营业务范围、资本金与资产规模、公司治理结构等方面与全国性商业银行存在较大差异。为了提高监管效率,笔者建议加强私人诉讼在现有农商行监管体系中的作用,通过法律规则的设计,增大实际控制人侵犯储户和债权人利益的成本,达到提高农商行监管水平的目的。 　　【关键词】农村商业银行;私人诉讼;成本――收益分析 　　 　　我国农村金融体系改革始于2003年6月启动的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改革重点在于明晰产权和完善农村信用社经营管理体制。[1]截止2008年末,全国共改革组建了185家农村银行机构,其中农商行22家。针对农村金融体系改革,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银监会)在2003年9月颁布了《农村商业银行管理暂行规定》,为改革创造了制度性框架,并于银监会内部设立了专司农村信用社和农商行监管的合作金融监管部。从银监会颁布的一系列规章来看,农商行监管采用的是全国性商业银行的监管规则。本文主要目的在于认识和理解农商行的特殊性,并对其监管框架提出改革建议。 　　 　　一、农村商业银行的特殊性 　　 　　农商行作为农村金融体系改革的重要成果,与全国性商业银行有着明显的不同。首先,农商行的地域依赖性和行业依赖性明显高于全国性商业银行,其主要由各地农村信用社改组合并而成,持有的资产与农业相关性很高,经营的系统性风险较大。《农村商业银行管理暂行规定》明确规定了此类商业银行的主要任务是“为当地农民、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提供金融服务”。例如,截至2007年底北京农村商业银行涉农贷款余额405亿元,占该行贷款余额41.6%,占北京市银行业涉农贷款的80%以上。此外,农商行经营范围主要集中在单一城市,与所在城市经济发展有密切的联系。如全国第一家挂牌开业的股份制农村商业银行――吴江市农村商业银行,业务主要集中于吴江市内。农村商业银行的地域依赖性使得其存款来源主要集中于单一城市,而贷款的发放对象主???也是本地企业,因而经营的利润水平与所在城市的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特别是处于较小城市以及经济发展相对缓慢城市的农商行,面临的系统性风险更大。相比较而言,全国性的商业银行网点众多且分散在不同城市,存贷款来源较为广泛,其持有的资产所处行业和地域都较为分散。 　　其次,农商行的股本、资产规模都低于全国性商业银行。根据《商业银行法》第十三条规定“设立全国性商业银行的注册资本最低限额为十亿元人民币。设立城市商业银行的注册资本最低限额为一亿元人民币,设立农村商业银行的注册资本最低限额为五千万元人民币。”笔者比较了部分全国性商业银行与农商行的资产与股权规模,见表1。平均来看全国性商业银行的资产与股本规模分别是省级农商行的11.7倍与20.1倍,与市级农商行相比,分别是其资产与股本规模的92.7倍与231.7倍。由于商业银行在承担监管成本上具有规模报酬递增的特点,较低的资产与股本规模,降低了农商行的竞争力。 　　注:(1)中国银行,华夏银行,民生银行,招商银行,南京银行,北京银行资产与股本数额摘自各银行2009年3月31日发布的新准则下资产负债表。(2)重庆农村商业银行,东吴农村商业银行,张家港农村商业银行,常熟农村商业银行资产与股本数额摘自各银行的官方网站。其中重庆市农村商业银行为省级农村行业银行,其他三家为市级农村商业银行。 　　最后,农商行股本结构中私人部门持股比例较高,而全国性商业银行国有股份份额较大。农商行的前身是农村信用合作社,合作社的资产大部分是由社员出资。在信用社改革过程中,私人企业以及个人都积极参与,使得农商行私人持股比例较高。如江阴农村商业银行,其前十大股东均为法人股东。常熟市农村商业银行股东主要为民营企业,股份公司,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农商行治理过程中的行政干预较少,私人股东作用较大。 　　由于存在上述差异,相似的监管规则对于农商行与全国性商业银行将会产生不同的影响,下面以监管收益无差异曲线(如图1)为例进行分析。[2]商业银行在经营过程中面临创新收益与稳定收益的不同选择,外部监管水平的高低会影响商业银行这两种收益的大小。监管规则越严苛,对商业银行的限制越多,商业银行追求高风险的创新活动的激励越低,创新收益与监管水平反向变化,这部分收益以坐标轴的X轴表示。相反,随着监管程度的加强,银行在经营过程中越保守,对风险的厌恶程度越高,将会增加商业银行的稳定性收益,稳定收益与监管者对商业银行的监管水平同向变化,这部分收益以Y轴表示。这种监管收益的替代关系如图1中的曲线U所示。[3]由于全国商性商业银行在业务范围、股本与资本规模、人力资源以及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