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义利观对我国新型义利关系建构价值.docVIP

儒家义利观对我国新型义利关系建构的价值 　　提要儒家义利观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目前，在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我们应当批判地继承其“以义制利”、“公利为上”的合理内核，逐步确立一种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相适应的以义利同在、以义导利、义利统一、义字当头为特征的社会主义新型义利观，无疑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儒家；义利观；市场经济 　　中图分类号：C91文献标识码：A 　　 　　我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蕴涵着极其丰富的文化价值和精神资源，义与利便是其中一对极具中华民族特色的价值范畴。通观中国传统的义利观，主要有儒家的重义轻利、墨家的义利合一、法家的重利轻义、道家的绝义弃利等，其中尤以孔子和孟子为代表的儒家义利观最为全面和深刻。因此，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我们应当批判地继承儒家义利观的合理内核，正确处理义与利、道德与物质利益、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关系。 　　 　　一、儒家义利观的合理内核 　　 　　义和利的关系问题，在我国传统伦理思想史上占据重要地位。对义利关系的态度，集中体现了中国伦理道德的价值取向。从内涵上看，“义”是指道义、正义，既是人们行为要遵循的道德规范与准则，也是人们进行道德评价的标准；“利”是指利益、名利，既指国家、集体、社会利益，也指个人利益，既指物质利益，也指精神利益，是一个广泛的概念。而儒家所谓的“义”，主要是指道义和公利，“利”主要是指个人利益和物质利益。儒家义利观由孔子和孟子提出，经过董仲舒、二程和朱熹的继承和发展，逐渐形成了一套比较系统、完善的思想理论体系。纵观其发展历程，有精华亦不乏糟粕，但毕竟瑕不掩瑜，其合理内核是显而易见的。时至今日，仍不失为进步的道德思想。 　　（一）以义制利。在对待义利关系的态度方面，儒家主张“以义制利”，强调对利的追求应该以义为准绳加以节制，倡导见利思义、非义勿取。儒家创始人孔子把“义”看作是人安身立命的根本，他认为“义”比“利”更重要、更根本。他曾将“义”与“利”并举，并以此作为衡量君子和小人的标准，提出了“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论语里仁》）的命题。他也强调道德的价值，但绝对没有排斥利，而是认为对利的追求必须符合义。“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里仁》）“富与贵，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吾不处也；贫与贱，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吾不去也。”（《论语述而》）也就是说，不论是富贵的获得还是贫贱的摆脱，都必须遵守严格的道德标准去实现，否则即是“不义”的行为，理应受到人们的鄙视。 　　孟子继承了孔子“重义轻利”的观点，在见梁惠王时提出了“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梁惠王章句下》）的命题。但在义利关系问题上，孟子以义作为判断一切是非善恶的标准，主张“非义勿取”，唯义是从，绝对不能为了个人私利而牺牲道义。“非其道，则一箪食不可受于人；如其道，则舜受尧之天下不以为泰。”（《孟子滕文公下》）可见，孟子认为对利的追求，要遵循道义的要求。 　　（二）公利为上。儒家把义与公相连，把利与私相连，义利关系也就成了公私关系。儒家主张重义轻利，非义勿取，以义驭利，并不是只讲义而不讲利，而是主张公利为上，他们反对私利以及“后义而先利”。孟子最精辟的论述是：“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实质上强调的是在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和国家利益发生矛盾时，应当放弃甚至牺牲个人私利。汉代著名儒学家董仲舒在义利观上继承了先秦儒家重义轻利的思想，将其发展为“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汉书董仲舒传》）并赋予了儒家义利观一层神秘的色彩，认为义和利是天赋予人的两个方面的属性，二者对人的作用不同，所以重要性也不一样。他实际上是认为义是第一位的，利是第二位的。换言之，即公利为上。宋明时期的程颐则更直接明确地指出：“义与利只是个公与私也。”张载也说：“义公天下之利。”朱熹对儒家义利观作了全面的发挥，他把义利之辨同理欲之辨、公私之辨联系起来，并以理义、公私来界说义利或为义利下定义。 　　毋庸置疑，以义制利，公利为上，作为儒家义利观的合理内核，对中华民族的产生和发展起着巨大的作用，塑造了中华民族这一举世闻名的礼仪之邦。儒家义利观从本质上表述着儒家合理调节人欲要求，实现天下大治的意愿；儒家义利观的出发点在于实现一种天下有道的社会和谐秩序；重义轻利、先义后利的价值观点对统治阶级不顾一切地追求个人的物质财富和制止统治阶级私欲的过分膨胀有着积极意义。但同时我们必须看到，儒家的义利观是建立在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基础之上的，它一开始就内含着把义和利对立起来的因素，它过分地、片面地强调了义（道德）的作用，而忽视了利（物质生活条件）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