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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社会主义理论形态的称谓问题 　　摘要：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教坛乃至论坛中，社会主义具体理论形态的称谓似乎已经是个不成问题的定论。其实，“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课中那些多年形成的称谓习惯已经存在一些尴尬或“不便”。应该将“空想社会主义”、“马恩的科学社会主义”、“各具本民族特色的社会主义”分别调整为“社会主义先驱”、“经典社会主义”、“当代社会主义”，将“列宁主义”从“苏联式社会主义”中单列出来并与社会主义“苏联模式”区分开采。可以把“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简约为“科学社会主义概论”或“社会主义学”。作这些调整并非玩“名分”上的“游戏”，而关涉对既有社会主义观念作出一种“理念”上的更新。 　　关键词：称谓；社会主史；理论形态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972(2010)03-0068-05 　　 　　从总??上看，现有教科书及学界对“社会主义”理论形态的称谓有：“空想社会主义”、“马恩的科学社会主义”、“苏联式社会主义”、“各具民族特色的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世界的社会主义流派”、“社会主义思潮”。这些称谓的确大体上概括了自《乌托邦》以来人类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成果与探索历程。但在近几年的教学与研究过程中，笔者认为这种多年形成的称谓习惯也存在一些尴尬或“不便”，该进行一些必要的调整。 　　 　　一、“空想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先驱” 　　 　　就“空想社会主义”而言，目前我们的教科书(包括凝结着国内这一领域最新研究成果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2009年修订版))或论著基本上把自《乌托邦》发表的1516年以来至马克思恩格斯之前人们关于未来理想社会或超越资本主义社会的美好社会的思想与求索统统地归结为“空想社会主义”范畴(甚至有学者把柏拉图的“理想国”、中国的“大同书”归入“古代空想社会主义”)。这种归结的确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本依据：《共产党宣言》明确断定，随着早期无产阶级运动而出现的革命文献，就其内容来说必然是“反动的”；这种文献倡导“普遍的禁欲主义和粗陋的平均主义”；圣西门等欧洲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者提出的关于未来社会的积极地主张“带有纯粹空想的性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等都曾经在这个意义上使用过这个范畴。其中最为典型的是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文，把历史上那些“社会主义创始人的观点”归结为“同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相适应的”一种“不成熟的理论”。 　　但我们不难发现，在马克思恩格斯之前300多年的时间里，社会主义的思想家或实践家们提出了许许多多的有价值的思想或主张。比如说，“社会主义”思想的始祖莫尔第一次揭示了资本原始积累的罪恶史，指出了私有制的历史性局限，预测了未来理想社会的公平趋向；康帕内拉重视运用新的科学技术来发展生产力，强调“劳动光荣”，重视文化教育；闵采尔通过投人实际斗争的亲身实践指出了走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的道路去实现财产公有的方向；巴贝夫提出了武装夺取政权，建立劳动人民革命专政的主张；圣西门探讨了社会发展的规律性，提出“所有制才是社会大厦的基石”；欧文结合自己管理工厂的实践发现工人劳动所生产的“剩余产品”被企业主以利润的形式占有，从而找到了工人阶级贫困的根本原因；埃蒂耶纳?卡贝提出了在私有制和共产主义制度之间存在一个“过渡性社会制度”以及消除贫富分化的若干措施如开征“高额累进所得税”、“遗产所得税”，实行免费义务教育的思想与主张；布朗基第一次提出了武装夺取政权、组建无产阶级政党的思想等。这些思想或主张后来几乎都汇入了社会主义的真理“长河”之中，都融入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践过程。由此不难发现，所谓的“空想社会主义”的具体思想成果或积极探索并非全是“空想”，而存在着“科学”(理性)成分或因素。 　　鉴于这些情况，继续这样将他们的这些宝贵的思想与探索成果盖上“空想”之帽，就像在一个巨大的整数数目之前缀上个“一”(负号)一样，否定或贬低之味过浓。这样的称谓既不利于人们客观地、悉心地研究、梳理“社会主义”的那些先驱者们的探索成果，也把马克思恩格斯实现社会主义思想史上的第一次飞跃的历史起点人为地“架”低了。根据社会意识形式变化发展的“历史继承性”规律，这种对既往思想起点的低估不仅没有抬高马克思恩格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创立的历史功绩，反而降低了这种“创立”过程的“前期成果”或“含金量”。事实上，马恩对“社会主义”的理论贡献不是把他们的思想先驱或实践先驱一一否定掉，而是在理性或科学的基础上把他们那些不相连贯或前后矛盾的思想主张“串”起来或予以“熔炼”，使他们那些“知其然”的片面真理性或局部合理性的思想主张进入“知其所以然”境界或进行一番历史性扬弃。所以，我主张将现有的被冠之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