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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权利救济与行政诉讼障碍排除 　　摘要:如果没有较为完善的救济手段,没有相应的救济途径,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各项权利只能是一纸空文,难以实现#65377;农民是社会的弱势群体,农民的权利容易受到来自外部的侵犯,并且基于各种因素,农民权利一旦受到侵犯很难得到及时#65380;有效的司法救济#65377;要实现农民的权利救济必须加快体制改革,完善诉讼程序;明确集团诉讼制度,加强基层法律援助#65377; 　　关键词:农民;权利救济;行政诉讼 　　中图分类号:DF7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7)06-0110-02 　　 　　在权利的众多救济形式中,司法救济是最有效也是最终的救济方式#65377;农民是社会的弱势群体,农民的权利容易受到来自外部的侵犯#65377;在立法上,农民权利与其他社会群体的权利应受到平等保护,但基于各种因素,农民权利一旦受到侵犯很难得到及时#65380;有效的司法救济#65377;尤其是当农民权利受到行政机关侵犯时,农民寻求行政诉讼途径救济步履艰难#65377; 　　 　　一、农民权利寻求行政诉讼救济的障碍因素 　　 　　1.体制障碍#65377;首先,对于行政机关而言,行政诉讼是司法机关对其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65377;然而在我国目前的政治体制下,司法权一定程度上依赖于行政权,从人#65380;财#65380;物的支配到重大案件的审理,法院很难不受党委#65380;人大或行政机关的影响#65377;法院的独立审判权难以真正实现,司法权也难以真正对行政权进行有效制约#65377;加之有些法官自身不具有独立的品格,对其宪法地位信心不足同样影响了农民对法律的信心,难以树立法律的权威#65377;其次,我国目前缺乏有效的违宪审查机制#65377;在行政诉讼中,法院可以对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审查,但对其抽象行政行为是否合宪则无权审查#65377;所以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对于行政机关发布的侵害农民权利的违宪的规范性文件找不到有效的司法途径解决#65377;再次,农民在行政诉讼中没有安全保障#65377;一方面,诉讼过程中被告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诉讼义务,原告农民的诉讼权利难以全面实现;另一方面,基于被告行政机关的强大力量,受害人往往害怕事后遭到报复而退缩#65377; 　　2.意识障碍#65377;行政诉讼法被称为“民告官”的法律,基于传统经验的认知,在农民的头脑中存在严重的“民不可与官斗”的意识;不能正确认识到自身的主体地位和法律地位,对于权力行使者往往是“仰视”的目光,习惯于对权力的顺从#65377;而行政机关则难以摆脱“官本位”的意识,基于其自身利益,习惯致力于培养“顺民”,难以摆正权利与权力的正确关系,缺乏人本政府#65380;有限政府#65380;责任政府的基本理念［1］#65377; 　　3.成本意识#65377;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整体水平不高,农民收入还很低,而许多农民提起行政诉讼的原因,恰恰是因为行政机关或有关机构非法加重了其负担或侵犯了其财产权利#65377;因此,诉讼费用过高,超过了大多数农民的承受水平,也是农民不愿意提起行政诉讼的一个主要原因#65377;加上一些其他外部因素的介入,更加重了农民的诉讼成本#65377;对于必付成本与期待收益两相权衡,农民往往宁愿选择退缩忍让或寻求诉讼外的权利救济途径#65377; 　　4.程序障碍#65377;农民在行政诉讼中面临许多程序上的障碍,主要表现在:(1)立案上的障碍#65377;目前农民提起行政诉讼,在立案方面的最大障碍是有些法院不愿意踏入“棘丛”而不予立案,甚至既不立案,也不作不立案的裁定,使农民无所适从,处于“告状无门”的境地#65377;(2)受案范围的限制#65377;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只限于对具体行政行为不服提起的诉讼,而不受理所谓抽象行政行为侵权提起的诉讼#65377;事实上,有许多侵犯农民权利的行为是属于抽象行政行为#65377;使农民的自治权#65380;劳动权#65380;受教育权#65380;选举权等权利,受到地方制定的多如牛毛的各类指示#65380;命令#65380;办法侵犯时无法寻求有效的司法救济#65377;(3)行政诉讼的被告确定问题#65377;在土地征收征用过程中,一些村民委员会往往侵犯农民的土地权利,而村民委员会又非行政机关,它能否成为行政诉讼的被告确是一个焦点问题#65377;(4)庭审中的障碍#65377;在法庭审理过程中,行政机关的领导不出庭,作为被告拒不出示证据或威逼利诱原告撤诉等现象普遍,导致庭审无法深入进行下去,往往不了了之#65377;(5)判决执行难#65377;在农民与行政机关的诉讼“博弈”中,即使农民胜诉,由于缺乏有效的执行制约机制和农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