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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逻辑与思想逻辑 　　摘要：司马迁《老子韩非列传》，叙述了法家和道家的源流关系，法家是道家的继承和发展，这是思想的逻辑。但在《秦本纪》和《秦始皇本纪》中，司马迁又描述了历史的逻辑：历史推动了道家向法家的转向，历史促使秦人选择了法家为意识形态，历史以秦国的法治实践为中介，实现了由西周政治模式向帝制的变革。思想的逻辑最终是由历史的逻辑决定的。 　　关键词：《史记》；泰国；思想逻辑；历史逻辑 　　中图分类号：D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8631(2010)05-0071-02 　　 　　司马迁的《史记》具有思想史的性质。《老子韩非列传》就是对道家和法家源流关系的梳理。一般来说，道家“无为白化，清静自正”；法家则持积极人世的人生态度。司马迁发现这两家看似矛盾的思想之间的承传关系，的确是独具慧眼。在《秦本纪》和《秦始皇本纪》中，司马迁又详细的叙述了自秦孝公以来秦国接受法家思想，终于由小变大，一匡天下的经过。那么，“道德”之说演变为法家思想，是历史的必然要求。还是思想自身的逻辑使然?我们认为，司马迁肯定的是前者。何以在道家思想中能孕育出法家思想?一是秦国需要法家思想并为法家思想进入实践领域提供了条件；二是社会历史推动了道家向法家思想的变化。 　　 　　一、国虽小。其志大 　　 　　战国时期，各个国家莫不企图称霸诸侯，进而统一天下。战争是综合国力的较量，在战争决定国家生死存亡的严峻时刻，哪个国家不想“富国强兵”。增强综合国力。儒家的“仁政”主张对君主约束太多，没有哪个国家的君主愿意真正实行，更何况在我行“仁义”，彼以“诈力”应之的年代，“仁政”显得尤其不合时宜。法家依法治国，奖励耕战的主张。明眼人都能看出其有效性，春秋以降，一些国家也实行过变法，但这些变法都是局部的。不彻底的，暂时的，系统彻底的变法很难实施。例如著名法家人物商鞅，本为卫国人，事魏相公叔座。公叔座曾把商鞅推荐给魏惠王，魏惠王称：“欲令寡人以国听公孙鞅，岂不悖哉!”而商鞅“以强国之术”游说秦孝公，秦孝公与之“语数日不厌”，很快接受了商鞅的变法主张。什???原因呢? 　　原因就在历史本身。春秋时期的政治状况是“礼崩乐坏”。各个相对独立的诸侯国。不受宗主国的约束，互相攻伐，扩张势力。一些诸侯国的大夫专权，国家大权旁落。作为分封制基础的井田制已经严重的限制了生产力的发展。变革周朝的经济社会制度已经成为历史的必然要求；但腐朽的封建贵族是不会放弃自己既得的利益，相反他们还在不断地膨胀着自己的欲望和野心，贵族统治集团已经陷入了自身无法解开的政治“死结”。历史变革的使命就落到了后发国家秦国身上。秦国基本上没有采用西周的政治模式。秦族本为东夷，因辅佐殷纣王有罪被周武王迁徙到西戎居住之地，靠着不断取得的军事政治胜利，收编西戎和周朝余民壮大自己，没有固定的地盘。秦国基本上是以少数秦族为中心的平民集合体，也没有可供分封的土地。秦国立国又是在周室东迁之时，西周分封制带来的王室衰微巳经成为触目惊心的事实。因此。秦国基本上没有公室封君和其它封君构成的贵族势力。历史遵循的是“变”的法则，而政治遵循的是“力量”的法则。决定一个国家政治决策的不是“理性”，而是最有力量的那一个阶层的意志。谁最有力量呢?当时是介于百姓和天子中间层次的人，周室衰微。民众缺乏横向联系。形成不了政治力量。在秦以外的各诸侯国，中间阶层是世卿世禄的贵族，这些人是变革的反对派。那么，秦国的中间阶层又是由那些人组成的呢? 　　秦国贵族势力弱小，靠着各方面的力量，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才在西周和戎狄的夹缝中生存了下来，所以，在秦国没有任用宗室贵族执掌国政的传统。秦国执政大臣大都是不论出身，不分地域的有才能的人。早期。构成秦国中间阶层的是“士”。变法以后就是靠“战功”取得爵位的人。秦穆公重用的百里奚、蹇叔、邳豹、公孙枝、由余等人，都不是秦国人，有的还是平民出身，却都获得秦穆公的信任，授以国政，委以重任。其它一时称霸的诸侯国。如齐桓公、晋文公都任用了管仲、狐偃等有才能的人，但没有形成传统。成为仅有的“个案”，在贵族势力的抵制下，政策很快就中断了。秦国则不然，秦穆公之后，秦孝公还下了求贤令：“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著名的商鞅就是在看到秦孝公的求贤令以后才辞魏入秦的。秦始皇曾下逐客令，李斯上书谏止。秦始皇很快醒悟，而且是诚恳的任用宾客。大梁人尉缭不辞而别。秦始皇发现后，坚决挽留，任命为秦国尉。孔子对秦人客卿执政给予很高评价：“秦，国虽小，其志大。处虽辟。行中正。身举五羧，爵之大夫，提量绁之中，与语三日，授之以政。以次取之，虽王可也，其霸小矣。中间阶层如果由老牌贵族构成，必然因循守旧，勾心斗角，政治腐败；而如果是从社会下层不断涌现的、流动的有远见，有智慧、有强烈事业心的新贵族组成。他们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