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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垄断法与行业监管法协调机制刍议 　　内容摘要：我国《反垄断法》颁布施行后并没有对其与行业监管法之间的冲突作出任何合理解释。本文参照其他国家的立法，提出确立以不违背反垄断法立法宗旨为原则的思想，试图解决冲突，并针对这种冲突提出协调机制，最终实现反垄断法的立法目的。 　　关键词：反垄断法 行业监管法 协调机制 　　 　　历经13年的磨砺，被学界称为“经济宪法”的反垄断法于2007年8月30日颁布，2008年8月1日起正式实施。该法的施行对中国市场经济法治建设具有里程碑式的开拓意义。但是，《反垄断法》与行业监管法之间的冲突与协调关系仍是《反垄断法》实施过程中无法回避的问题。笔者尝试立足于我国现实，处理《反垄断法》与行业监管法之间的法律效力层级关系，厘清相关法律制度，以提高反垄断法的实施效率。 　　 　　反垄断法与行业监管法的冲突 　　 　　我国《??垄断法》第七条规定：国有经济占控制地位的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的行业以及依法实行专营专卖的行业，国家对其经营者的合法经营活动予以保护，并对经营者的经营行为及其商品和服务的价格依法实施监管和调控，维护消费者利益，促进技术进步。其所涉及的行业是管制性行业，主要是指电力、电信、铁路、石油、邮政、公用事业等自然垄断行业以及保险、银行、证券等兼具国家性垄断的行业。《反垄断法》在一定程度上赋予了这些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等垄断行业的合法地位，但并不能排除用《反垄断法》来规制其垄断行为。 　　《反垄断法》的直接目的就是预防和制止反垄断行为，保护市场竞争；其最终的目的就是提高经济效率，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王晓晔，2008）。在《反垄断法》出台以前，有关行业反垄断的规范主要散见于一些法律、行政法规、部委规章中。其特点是部委规章居多、立法的权威性不够；立法形式不统一甚至冲突等。例如，针对电力行业是垄断性企业的特点，《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有比较零散的规制垄断行为的条款，如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不得拒绝交易”、第四十一条规定“不得歧视”、第四十三条、四十四条规定“不得滥收费用”等。又如，银行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九条规定：商业银行开展业务，应当遵守公平竞争的原则，不得从事不正当竞争。因此，随着我国对反垄断意识的不断提高，反垄断法与行业监管法之间在适用法律问题上的冲突将会愈演愈烈。 　　反垄断法与行业监管法的关系，实质上也是反垄断政策或竞争政策与产业政策之间的关系（杨东，2008）。反垄断法是从维护竞争性的市场结构出发，禁止企业联合从而限制竞争，控制企业的合并行为，不允许具有市场支配地位或优势地位的企业滥用市场优势，但反垄断对竞争机制的维护可能会削弱某些产业的竞争力；与此同时，作为国家对具体产业实施的产业政策，其主要目的是加强产业的竞争力，但产业政策在增强产业竞争力的同时却没有办法避免市场现存结构的改变对市场竞争的影响甚至限制。 　　 　　以不抵触反垄断法的宗旨为原则 　　 　　全国人大第一次审议的反垄断法草案第二条第二款规定：对本法规定的垄断行为，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但是第二款在第二次审议时被删除了。如果依照草案规定，那么就可能出现当法律与行政法规发生冲突时必须适用行政法规的规定。这显然是违背了《立法法》。因为根据《立法法》第八十三条的规定只有同一机关制定的法律之间，才会存在“特别法”优于“一般法”，“新法”优于“旧法”，但若非出自同一个机关，则“上位法”优于“下位法”，作为行政法规等形式的法律规范文件不得违反法律。 　　《反垄断法》与《铁路法》、《电力法》、《电信法》等法律所包含的反垄断条款是一般法与特别法的关系。作为一般法的《反垄断法》是针对整个市场的垄断行为进行规制的法律规范，而《电力法》等法律的反垄断条款只适用于特定行业的垄断行为，具有针对性和具体性的特点。因此，作为一般法的《反垄断法》与行业法中的反垄断条款冲突时应当优先适用行业法中的反垄断条款，优先适用的前提是该行业法与反垄断法由同一机关制定。但是，这种优先适用的原则必然导致反垄断法的形同虚设。史际春教授认为：在我国的改革、开放、发展中，全国人大授权国务院制定的有关于改革和开放方面的行政法规一直起着主导作用，在引进竞争机制和反垄断方面也不例外，因此，只要相关“特别法”不违背《反垄断法》的根本目的和宗旨，就不妨允许其优先适用（史际春，2007）。我国台湾地区《公平交易法》第四十六条规定：事业关于竞争之行为，另有其他法律规定者，与不抵触立法意旨之范围内，优先适用该其他法律之规定。这种规定实质上是体现了反垄断法作为市场经济的核心地位，任何法律都不可以成为垄断行为的保护伞，尤其对于管制性行业及其从业者基于垄断地位从事不正当行为、垄断行为所享有的种种特殊利益，台湾地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