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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托拉斯法契约死亡还是契约再生 　　摘要：由于公共政策对契约法对象的系统性“掠夺”，有些契约进入反托拉斯法域；由于公私法身份区别，契约在反托拉斯法域似乎已经死亡。这种死亡之象主要来自：契约理论导入反托拉斯法存在三大障碍、合意产生的不能及成文法的介入。拨开死亡假象之云雾，Stolt-Nielsen案不是契约在反托拉斯法域再生的契机，而是契约没有死亡的征兆及对合意保护的庄严宣言，可以说，承诺制度已成为反垄断纠纷解决的主要方式。伴随柔性执法方式的推广，契约在反托拉斯法域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反托拉斯法；契约；公法；私法；Stolt-Nielsen 　　中图分类号：DF41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972(2010)02-0117-05 　　 　　公私法的区分随同罗马法世代传袭下来，经过两千年来的发展进化，直至今日这一伟大创举仍有着深远的影响。有了公私法的分类后，在现代社会于???约法域发生了诸多戏剧性的变化：有些特殊形态的公共政策的发展，把原本属于“契约法”范畴的许多交易和境况，划归到自己的调整范围之中。例如，劳动法、反托拉斯法、保险法、商业规则和社会福利立法等。这种变化不是契约法本身的内在发展所致，而是由于公共政策对契约法对象的系统性“掠夺”。伴随曾经属于契约调整的法域被公法“掠夺”，人们不断论及契约的“衰弱”、“崩溃”、“危机”，当然最有煽动性的莫过于美国私法学泰斗吉尔莫宣称“契约和上帝一样，已经死亡了”。19世纪末，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蔓延的私法公法化之浪潮孕育了现代经济法，从而削弱了契约法在整个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尽管契约在反托拉斯法域的死亡理论深入人心，但这是不恰当的。契约在反托拉斯法域有过衰弱，实践中也存在大量死亡的征兆，但是这些并不代表契约在这一法域的死亡。契约在反托拉斯法域从未死亡过，因此Stolt-Nielsen案不是契约在反托拉斯法域再生的契机。从Stolt-Nielsen案管窥，究竟是基于一种怎样的思考，导致人们认为契约在反托拉斯法域已经死亡?在反托拉斯法域契约究竟有没有死亡?一波三折的Stolt-Nielsen案是契约再生的契机还是契约从未死亡的印证?在对本案的反思中，我们又能总结出什么? 　　 　　一、Stolt-Nielsen案情简介 　　 　　1998年Stolt-Nielsen公司与其两个主要竞争对手(Odfiell Seachem As及Jo Tankers B.V.)签订了一项反竞争协议。Stoh-Nielsen公司的总法律顾问和其首席执行官Paul OBrien在2002年3月向DOJ举报。2003年1月15日，Stolt-Nielsen与DOJ达成了一项附条件的赦免协议：“如果Stolt-Nielsen提供的情报是真实的，且Stoh-Nielsen日后能够与DOJ全面、持续、完整的合作，那么DoJ将就该协议签署前StoltNielsen报告的限制竞争行为，对Stolt-Nielsen及其高管人员、雇员不予起诉。但是，如果Stolt-Nielsen违反上述条件，不但该协议无效，而且DOJ将不受诉讼时效的限制，保有对其起诉的权力。”凭借Stolt-Nielsen和其雇员提供的资料，DOJ成功起诉了Odjell和Jo Tankers公司。两家公司分别被处以罚金4250万美元和1950万美元。同时，这两家公司的执行官都被处以监禁并被处以个人罚金。2003年4月18日，DOJ通知Stolt-Nielsen暂停“赦免协议”，并考虑撤销该协议，原因在于其没有采取迅速、有效的措施，终止其向DOJ报告的限制竞争行为。2004年3月，DOJ宣布取消赦免计划，并以违反《谢尔曼法》为由起诉Wingfield及Stoh-Nielsen。而Stoh-Nielsen公司认为自己在2002年3月到11月的行为没有违约，遂在DOJ取消前项赦免计划前向美国东区宾夕法尼亚州联邦地方法院提起诉讼，要求DOJ履行协议并要求获得禁止DOJ起诉的禁令。 　　该案历经初审、再审及通过调卷令的形式重审。在2007年11月29日，法院支持了Stoh-Nielsen的诉讼请求。其理由归结如下。(1)协议只是要求Stoh-Nielsen采取“迅速和有效的行动来终止”其在2002年初被发现的一部分非法活动，而没有要求其必须在被发现之时立即终止其违法行为，因此Stoh-Nielsen没有违反该义务。如果DOJ想将该不确定的日期(反竞争行为停止日)确定在2003年1月15日之前的话，它应该将“to the date of this letter”(订约日)改为更早的日期。DOJ没有这样，所以，DOJ不能就此主张权利。(2)就协议而言，DOJ的目标是瓦解Stoh-Nielsen参与的合谋行为。现在DOJ实现了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