喻中寻找中国法精神.docVIP

喻中寻找中国法精神 　　“一方面，我关注文化传统；另一方面，我阅读社会现实，我习惯于从文化传统与社会现实的交汇点上去寻找中国法的精神。” 　　 　　记：能谈谈您参加高考选择专业，选择法律以及选择西北政法学院时的想法么？ 　　喻：1987年高中毕业，我考上的学校是成都中医学院，读的是中医专业，学过中医基础理论、中药学、医用化学、方剂学、解剖学、中医诊断学、中国医学史等课程。现在想来，那是一个很绿色、很环保的专业。要是搁在古代，那真是一个很理想的专业。但是，这个专业与当时的青春、激情，与20世纪80年代的思想氛围显得有些不协调。记得刚进大学校园，我买下的第一本书就是萨特的《存在与虚无》，当时的萨特，就跟现在的周杰伦一样“酷”。即使看不懂，也要翻一翻。就是在这样的冲突中，我主动退出了成都中医学院，重新考入了西北政法学院。 　　并非刻意要选择法学专业。作为文科考生，要么选择传统的文史哲，要么就是经济、法律。当时我以为，文史哲方面的基本修养可以通过自学来获得。当时，经济学也是一个受人追捧的学科，但我对数字不敏感，赚钱赔钱的账算不过来，当“账房先生”也不是我的兴趣所在，就随意选择了法学。这绝不是一个深思熟虑的结果。 　　记：您当时报考研究生时是什么样的想法呢？ 　　喻：西北政法毕业之后，我去了四川的一个基层检察院。在那里工作了三年，积累了一些司法实践经验。不过，每天按部就班的生活和琐碎的事务让人日久生厌。后来就去报考了西南政法学院的硕士研究生，专业是法理学。尽管出自行政法本科，但我觉得行政法这个专业过于技术化，不太符合自己的口味，于是选择了法学领域内与哲学、历史学比较靠近的法理学作为自己的专业。严格说来，法理学是一个边界比较模糊的“二级学科”。说它是一个“专业”，其实并不“专”。 　　记：能谈谈您从本科、硕士到博士整个求学期间，对于您影响最大的老师吗？ 　　喻：很多老师都给了我为人为学的道理。如果只说一个，他就是我在西北政法的汉语老师陈云辉。就我自己来说，我觉得跟他的心理距离最近。他从西北大学的中???古代文学专业硕士毕业，来到西北政法学院汉语教研室教书。他翻译过一篇日本学者的论文，题为“论李白诗歌中的白色”。还写过一部书稿“温庭筠诗歌研究”。他有一篇论文题为“冷漠与苍凉：张爱玲的小说世界与关注方式”，展示了一种若即若离的美学风格，知人论世，极为锐利。 　　记：您出版的著作中往往从法律文化等视角去阐释问题，能谈谈您专业的着力点吗？ 　　喻：2004年，我在香港的《二十一世纪》杂志上发表过一篇书评，题为“文化与社会中的法律”，这句话可以概括我的学术追求，那就是，在深厚的文化传统与丰富的社会现实中寻找法的精神。一方面，我关注文化传统；另一方面，我阅读社会现实，我习惯于从文化传统与社会现实的交汇点上去寻找中国法的精神。所以，在法理学这个二级学科之下，我一直留意法律文化学和法律社会学。 　　 2009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我的一本书，叫《自由的孔子和不自由的苏格拉底》，还有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已经出版的《中国法治观念》，以及北京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的《风与草：喻中读尚书》，反映了我在历史文化传统中寻找法的精神的努力。中国法制出版社2007年出版的《乡土中国的司法图景》，反映了我从社会实践中寻找法的精神的尝试。 　　 　　“既然中国文化与西天佛理融合以后的产物是禅宗，那么，中国文化与西方法理融合以后的产物又是什么呢？该如何去想象这个尚未诞生的宁馨儿的仪容？” 　　 　　记：在法律文化学和法律社会学这两方面，您觉得还有哪些开拓的空间？ 　　喻：有一个值得开拓的主题，是寻找中国法律文化与西方法律文化融合交汇之后的结果，我一直希望以中国现实社会作为平台，去寻找这个结果。 　　打个比方吧。汉朝的时候，中国从印度引入了佛教，经过了四百年的化合，西天佛理与中国文化共同孕育出一个新生事物――禅宗，禅宗是西天佛理与中国的儒道文化结合以后的产物。如果把中国的儒道文化看作丈夫，把西天传来的佛理看作嫁到中国来的妻子，那么，禅宗就是这一对夫妻生下的儿子。它有西天的血统，但却是中国文化的嫡子。 　　没有想到的是，一千多年以后，同样的情境再次重现：在西天佛理之后，西方法理在19世纪末期传入中国。从严复、梁启超算起，西方法理传入中国已有一百多年了。尽管一百多年的时间也不算短，但是，在中国文化与西方法理之间，仍未达到水乳交融的程度。两者之间更像油与水的关系：中国文化像沉在下面的水，西方法理像浮在上面的油，一阵风吹来，这层油在水面上轻快地晃荡，看起来五光十色，但就是不能沉到水里去。水依然是水，油依然是油。这就是西方法理在中国的处境。所以，我觉得在法律文化学与法律社会学的研究中，最重要的就是去寻找两者的融合，就是去回答这个问题：既然中国文化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