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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代理理论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研究 　　【摘要】 本文从代理理论的角度出发，探讨了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我国国有企业中的代理问题集中体现为“内部人控制”问题，而国有企业产权配置不当使得“内部人控制”问题变得更加难以遏止。为了保护委托人（国家）的利益，国有产权应当逐渐退出竞争性领域，在国有产权尚不能退出垄断性行业和关系国家安全、国计民生等重要领域的同时，应保证出资人到位和国有产权的可转让性。 　　【关键词】 代理理论 产权 剩余索取权 剩余控制权 　　 　　一、引言 　　 　　代理理论最初是伴随着公司中“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分离而产生的。Berle和Means（1932）描述了所有权与控制权两权分离的经理革命，得出的结论是：因为代理人有自己的私人利益，他并不会像经营自己的财产一样经营委托人的财产。代理理论进一步研究发现，两权分离并非代理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任务执行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和利益不一致才是问题的根源。因此，早期的代理理论往往强调信息问题，较少涉及企业内部权威和产权结构。在后期的理论发展过程中，产权结构的影响逐渐被经济学家所关注。正如Coase（1960）所证明：在一个零交易成本的世界里，代理问题其实并不存在。但是现实世界总是充满种种摩擦的，不确定性和信息不对称无法彻底消除，因此交易成本是不可能为零的，这样初始的产权配置就会影响到事后的效率。本文将具体分析我国国有企业中的代理问题和产权改革。 　　 　　二、国有企业中的代理问题 　　 　　我国国有企业中的代理问题集中表现为“内部人控制”问题。如果存在不确定性、利益不一致和信息不对称，一旦企业内部人（主要是经理）掌握了企业的剩余控制权或者同时掌握了企业的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就会引发严重的代理问题，这能威胁到委托人的利益。就此而言，西方发达国家中的大多数企业都存在“内部人控制”问题，所不同的是，我国国有企业产权配置不当使得“内部人控制”问题变得更加难以控制。 　　1、国有企业初始所有者缺位 　　初始所有者缺位不是指国有企业没有明确的???有者，而是指初始所有者没有行使权利的行为能力。其原因是虽然全体人民在法律上是国有企业的所有者，但是全体人民没有行使权利的行为能力，并且国有资产也不能分割到个人，由个人自由行使其拥有的使用权、转让权和收益权。 　　2、行政性干预与政策性负担 　　国有产权的性质决定了国有企业更易受到政府行政性目标的干预。长期以来，我国国有企业既是市场竞争的主体，又是政府实现社会福利目标和发展战略目标的工具（林毅夫、蔡?、李周，1997）。国有企业的政策性负担破坏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使得国有企业承担了巨额的社会成本，成为许多国有企业“有增长而无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林毅夫、蔡?、李周，1997；李培林、张翼，1999）。有研究表明，企业发生亏损后委托人判断代理人存在道德风险行为的后验概率与在代理人不存在道德风险行为的情况下企业亏损的可能性成反比（闫伟，1999）。 　　3、“内部人”与政府官员之间的合谋 　　我国的国有企业存在一个典型的类似于金字塔的多层级委托―代理链。从所有者（全体人民）到具体的经营者或生产者（企业劳动者）之间的委托―代理链经过了人大、政府、政府授权的部门、企业竞争者等环节。多层级的委托―代理链为不同层级代理人之间的合谋提供了空间。对我国国有企业而言，“内部人”与政府官员之间的合谋是比较普遍的现象，而且这种合谋使得“内部人控制”问题变得更加难以遏制。 　　 　　三、在代理理论的视角下探讨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模式 　　 　　 最早提出产权重要性的经济学家是Coase，他在产权经济学的开山之作《社会成本问题》一文中明确阐述了产权在经济交易中的重要性，证明了在一个交易成本为正，甚至无穷大的环境下（而这也正是现实情况），初始产权的配置决定了最终的交易结果。企业产权是指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所谓剩余索取权是指获取企业利润中支付了员工工资、债务利息等固定报酬之后的剩余收益的权利；而剩余控制权则是指除企业契约中所规定的特定控制权之外的所有权利。剩余索取权与控制权的分离使承担风险的人不能参与企业的经营决策，而进行经营决策的人又不必承担自己行为的后果。因此，能够实现剩余索取权与控制权相对应的产权安排能够产生最有效率的结果。 　　我国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亦是为了理清委托人与代理人的关系，保护委托人的利益不受损害。下文将从四个方面说明如何从产权改革入手，保护国有企业的初始所有者――国家和全体人民的利益。 　　1、处于竞争性领域内的国有企业要逐渐实现民营化 　　在大多数领域，尤其是竞争性行业中，私人产权比国有产权更有效率。原因在于以下两个方面。 　　（1）私人产权有利于激励投资者的专用性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