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新型农民.ppt

农民 “农民”不就是以农为生的种田人吗？ 的确，在当代发达国家，农民（Farmer）完全是个职业概念，指的就是经营Farm（农场、农业）的人。这个概念与Fisher（渔民）、Artisan（工匠）、Merchant（商人）等职业并列。而所有这些职业的就业者都具有同样的公民（Citzen）权利，亦即在法律意义上他们都是市民（西语中公民、市民为同一词），只不过从事的职业有别。 这样的“农民（Farmer）”不存在定义问题：务农者即为Farmer，一旦不再务农也就不复为Farmer了，但无论务农与否，他与“市民”之间并无身份等级界限。 然而在许多欠发达社会，农民一般不被称为Farmer而被视作Peasant。而Peasant（汉语“农民”的主要对应词）的定义则远比Farmer为复杂。 无论在研究中还是在日常生活的语境中，人们谈到“农民”时想到的都并不仅仅是一种职业，而且也是一种社会等级，一种身份或准身份，一种生存状态，一种社区乃至社会的组织方式，一种文化模式乃至心理结构。 一般说来，社会越不发达，后面这些涵义就越显得比“农民”一词的职业涵义重要。 在这些社会里，不仅种田人是“农民”，就是许多早已不种田的人、住在城里的人，也被认为具有“农民”身份。如本世纪初英属印度的孟加拉地区，绝大多数下层的非农职业人口都自认为、也被认为仍属于“农民”，因为他们不仅都是种田人的兄弟或儿孙，而且他们的“家内习惯与生活准则”也与农民无异。调查还表明：当地农民自己对“什么是农民”的回答也更多地与地位而不是与职业相联系的。 在这点上，我们中国人应当深有体会。例如：如今在城里谋生的所谓“农民工”中，有1/3以上（有些调查甚至说是半数以上）实际上是走出校门便进城闯世界的乡村青年，他们中很多人连一天农活也没干过，然而别人和他们自己都把他们看成“打工的农民”。相反，当年“知青”下乡和农民一样种地却不被认为是“农民”。 事实上，如今的“农民工”、“农民企业家”、“乡镇企业”与“离土不离乡”等现象都与“农民”改了业却改不了“身份”这一事实有着逻辑联系。 因此，在国际上关于农民定义的讨论中，Peasant与Farmer的区别是常被提到的。但这两个英文词一般都译作“农民”，这就容易造成概念上的混乱。 例如国外有不少论述“From peasants to farmers”过程的论著，若把这一过程译作“从农民到农民”就会让人不知所云。因此我国学术界有人译作“从贫苦农民到现代农民”，也有人译作“从农民到农场主”，实际上都不很贴切。 但根本的问题还不在于翻译，而在于作为公民自由职业的农民（Farmer）与作为传统身份等级意义上的农民（Peasant）之区别是客观存在的。可以参照“工商业者”、“手工业者”、“自由职业者”之类称呼，把Farmer译作“农业者”。 显然，我国“农民”仍然主要是一个身份概念而不是一个职业概念。“从农民到农业者”的演进在我国远未完成，我国存在着大量的农民身份者，这一事实比我国有大量人口实际上在田间劳作一事更深刻地体现了我国的不发达状态。 更确切地说，如果后一事实意味着产业上的不发达，那么前一事实则意味着社会的不发达。而身份性“农民”比重之庞大远远超过实际务农者的比重，则说明我国社会的发展已经明显滞后于产业的发展。 说明市民在歧视和剥削农民。 什么是农民呢？社会学家、三农问题评论家艾君认为，学术界最为常用的方法就是从职业的角度来界定农民的概念，“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是这一概念的核心。 依据这条标准，凡是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员就是农民，不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员就不是农民。所以，工会组织在评选劳动模范、劳动奖章获得者时，总会把农民拉进来参评，农民的职业属性可以在此体现出来。 我国法律界和政策制定的决策者又在认定农民时用了一个极为简单的办法，即户籍标准。 1958年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管理条例》正式实施以后，我国形成了农村户口和城市户口“二元结构”的户籍管理体制。凡是具有城镇户口的居民（不管他从事何种职业）就是城市居民；具有农村户口的居民（不管他从事何种职业）就是农民。这是我国法律上确认农民的唯一标准。即把农民演变成身为“农业户口”者的代名词了。 从人们的认识程度看，现阶段在我们如果给“农民”一词下个定义，那就是“户口登记在农村并为农业户口的农村人”。这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相比，我国的户籍管理除了执行人口家庭的登记职能外，还与就业、医疗、住房等多项社会福利待遇紧密相关。 村民 “村民”不等于“农民”。艾君认为，现实生活里存在的村民，“村民”的主业已经不都是农业。“村民”的属性已经不是“乡下人”，乡、城两栖的“村民”有相当数量。 乡村与城市是相呼应的，村民与市民是相呼应的；从一定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