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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执法风险-环境生态论文 环境执法风险 本期话题 环境执法风险指负有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行政执法人员，在执法活动中未正确按照法律法规等规定的要求作为或者不作为，导致行政问责事件发生，造成该工作人员应当依法、依规被追究刑事责任、行政责任或者党纪政纪责任的可能性。——网络综合消息 本期讨论 环境执法风险膨胀的社会背景 环境执法风险指负有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行政执法人员，在执法活动中未正确按照法律法规等规定的要求作为或者不作为，导致行政问责事件发生，造成该工作人员应当依法、依规被追究刑事责任、行政责任或者党纪政纪责任的可能性。这里的执法风险不包括受到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等不利的可能性。 依据现行规定，包含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强制等10项职权在内类，环保部门的执法权限总数大约为500多项。在环保执法人员行使这500多项职权的同时也就伴随着可能出现的执法风险。从风险管控的角度出发，国家立法的高度概括性与政府行政活动的高度复杂性，使得环境立法需要授权专门环保部门以自由裁量与执行法律的权力，这也注定了行政执法风险的必然存在。 如何正确行使上述执法权力才能使环保部门执法人员尽职免责呢？对于这一问题的追问不能不联系现阶段我国环境执法过程中执法风险产生的社会背景。 近年来，中国社会对于环境、资源与生态问题的危机感集中且普遍地形成。对环境行政的高度重视让环境执法人员更为频繁地出现在聚光灯下，行为及其后果也成为了媒体关注的焦点。而在社会利益诉求日益多元化的今天，环保行政活动往往涉及复杂的利益纠葛，稍有不慎就可能导致严重的官民冲突，尤其是基层环境执法人员，往往处在社会矛盾冲突的风口浪尖。分析环境执法风险日益增大的原因，可以发现两方面的因素促成了这一特殊的现象。 一是伴随着我国环境保护工作的不断深入推进，环保部门的地位明显提升，权力也逐渐膨胀，已经从过去的“环保执法靠口号”的弱势部门转变为有一定权力的部门。事实上，由于现阶段环保部门面临着日益增长的执法风险，在某些地方环保执法人员心里已经出现了“执法恐慌”，也即一种“外出执法是找死，不外出执法是等死”的心态。 二是伴随着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不断完善，惩治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行为的法律规定也不断修改严厉。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将“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修改为“污染环境罪”，降低了环境污染犯罪的入罪门槛。为了依法惩治有关环境污染犯罪，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还就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做出了司法解释，在确立污染环境行为入罪标准的同时，也明确了环境监管失职犯罪的入罪标准。为了解决长期以来形成的地方政府与环保部门环境监管不作为问题，2014年新修改通过的《环境保护法》专门在第68条针对地方政府、环保部门等环境监管部门在环境监管执法过程中的失职和渎职等九大类行为确立了相应的问责规定。2014年环保部还发布了《环境监察工作稽查办法》，从正反两个方面规范环境监察执法行为。 当然，在相当多的场合，环境执法人员主观上并无犯罪的故意，往往是因为自身在执法过程中的过失、疏忽导致自己被追究法律责任的。这一点应当引起我们的注意。 —傅哲明 北京大学法学院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专业2014级法学硕士“打铁先要自身硬”： 环境行政中的裁量基准建构与法律知识学习 观察既有的环境行政执法风险存在的案例，我们可以发现，环境行政执法风险问题往往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环境行政执法人员的群体来源特色与工作专业特性决定了在这一群体内部更容易形成群体的执法经验与独到的知识结构，并且由于群体外的成员很难感知或了解具体内容，因而使得这种经验与知识体系不会遭到外界的干扰和破坏，从而得以长时间地保持运作。由此可见，环境保护行政机关内部的行政习惯与经验、既有的知识体系的传承对于行政执法人员的影响是潜在、稳定并且持久的。 环境行政执法过程中的行为指引：构建成熟的裁量基准体系 然而，在具体的执法情景之中，既有经验与知识的延续与传承，却可能与瞬息万变环境行政执法形势形成内在的张力。 行政执法的过程在多数情况下都是一个行使自由裁量权的过程。在行使裁量权的过程中，执法人员是如何作出判断和选择的呢？基本的行动依据便是行政经验。依据这种经验，执法人员会对执法对象、执法结果及执行效果进行一个大致的评估，并在此基础上形成行使自由裁量权的基本准则。近年来，由于限制自由裁量权的呼声日益高涨，许多执法机关都在总结日常执法经验的基础上，形成了行使自由裁量权的若干基准，并以规范性文件的形式颁布施行。这种裁量基准的确立虽然也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些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