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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百年崛起之路为何如此坎坷又如此有力　　1　　从短缺到过剩　　1.当前几个历史性重大变化　　第一，21世纪以来，我们已经告别了以前的百年短缺，进入了经典理论意义上的过剩时期。俗话说“饱汉不识饿汉饥”，站在过剩的时代，不容易理解短缺时代的问题。　　所谓百年短缺，是指当大多数非西方工业国家在殖民化时期遭到侵略和瓜分时，都会认识到坚船利炮是一个制胜的法宝。这背后起支撑作用的当然就是西方工业化。于是，后发国家都会以先发国家的工业化作为目标模式来赶超。而一旦进入工业化，就会首先遭遇一个挑战，叫“资本极度稀缺”。可工业化却是一个不断追加资本投入的经济过程。资本短缺是最大的短缺，那个时代奢谈“市场”，等于“何不食肉糜”。　　特别是中国，如果想“师夷长技以制夷”，想拥有西夷的坚船利炮的话，就意味着要发展军事工业，而军事工业更是一个需要不断追加更高投资的经济过程;而且因为不属于民生经济而不产生常态的经济回报，除非用军事工业的产品去打别的国家，占有别的国家的资源，才能有军事投入的正向回报。制造了大量的炮、枪，放在仓库里，在不使用时是纯消耗，并且为了维护还需不断上油、擦洗，还要有人看管，这些都不产生正向的投资回报。当然，另外一种使用方式就是形成国家军事力量来防止侵略。但是在大多数先发国家，军事工业产品主要都是用于攻打别国，获得别国的资源和市场。那么，那个时候不搞军事工业，按“比较优势”搞来料加工行吗？不行。因为那样的话，人家会来侵略。　　因此，两个常识必须记住：其一，一般工业化是一个不断追加投资的经济过程，而军事工业的投资量更大，如果不对外作战，并没有回报。其二，大多数后发国家都没有起码的工业化基础，要进入工业化就必须先有资本，所以首先面临的挑战叫作“资本极度稀缺”。　　为什么特别强调“极度”两字？因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分析逻辑之成立，恰在于认为生产力诸要素都具有“相对”稀缺性，西方经济学所讨论的一般经济过程，都没有要素极度稀缺的情况，比如说劳动力要素极度稀缺是零，没有劳动力如何讨论要素的优化配置？资本主义时期的西方经济学说发展到亚当·斯密，认为可以在要素相对稀缺条件下，使用市场看不见的手优化组合资源配置达到最优。但是没有分析在资本要素极度稀缺，甚至稀缺至零的条件下怎样依靠市场达到最优配置。因此，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很难按照一般西方经济学理论逻辑来构建或调整本国的经济发展过程，因为，他们首先面对的都是资本极度稀缺。　　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学家会说，可以引进外资，通过进口替代然后出口替代。这当然很好。但是，外资从来都是有代价的，任何外资在资本稀缺程度为零的发展中国家，都会在引进的瞬间变成外债负担;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世界上的债务国主要是希望进入工业化而引进外资的发展中国家，即以负债的方式进入工业化。　　其中有些后发国家进入工业化了，从现象上看通过自己的工业品出口就形成了贸易盈余，由此就可以还债。成功进入工业化的国家不多，比如“金砖四国”中的中国、印度、巴西。人们提到“金砖四国”的时候，其实主要还是说中国、印度、巴西这三个正在进入工业化的国家，虽然四国还包括俄罗斯。不过俄罗斯早在帝俄时期就已经工业化了，只是后来经历了两次灾难而已。这些后发国家基本上还能够有效地应对外债的还本付息，因此被叫作good student(好学生)。在西方看来，这些国家可被纳入国际主流。　　但是现在世界上的国家总数多达190多个，大部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新独立的，大多没有能够进入工业化，为了工业化而引进外资，就形成沉重债务负担，使这些国家进入了债务陷阱而不能自拔。这也是一种发展陷阱。很多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还要靠出售原材料或者租让本国资源的方式来维持基本生存。　　所以，第一个需要注意的历史性重大变化就是：中国在这一百年中主要遭遇的问题是资本极度稀缺，但在完成工业化进入世纪之交的时候，中国已经告别了短缺，进入了过剩。　　资本在过剩的时候，我们应积极投资，不能贸然紧缩。问题在于向哪里投。而这些问题都不属于困扰我们前人的短缺问题。1998年马洪和陆百甫这两位在政策领域中很有影响的老一辈经济学家(马洪当时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在当年的研究中就已经指出，中国的生产过剩已经出现了。另外一位，中青年中的海归经济学家林毅夫在1999年提出的一个观点，更为直白地指出中国的主要问题是“双重过剩条件下的恶性循环”，并由此针对性地建议希望中国开展新农村建设。之后新农村建设就随“三农”问题成为重中之重而逐渐引起重视。　　中国现在面临的主要是三大过剩——因产业过剩而必致金融过剩，因产业和金融过剩而必致商业过剩。由此，可以归纳为三大资本过剩。　　产业、金融和商业过剩的逻辑关系是，当产业过剩的时候，银行家不会向过剩的产业投资，政府却不断地制造货币，货币总量在不断地增加，但又不能再将货币直接投向过剩的产业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