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晚清时期外国银行设立及政府对金融市场的管理.doc

　　一、清政府商业金融政策的来源 　　政府要对外国银行进行监管，必须要有政策依据，这种依据一方面主要源于国内的相关商业政策，另一方面也可能来源于国外相关的商业管理办法。但是在19世纪上半页，中国处于是一种半封闭的状态，以天朝上国自居的清政府对于西方情形一无所知，因此其金融商业政策自然不可能来源于国外。而中国政府开始真正仿行西方政治经济体制，采行西法管理商业活动，则要到戊戌变法之后了。 　　19世纪清政府的商业政策主要源于自身商业传统，其管制办法也多源于国内传统。清政府对外国银行的政策只可能源于以往的银钱业管理政策，而银钱业管理政策又源于长期以来的商业监管策略。鸦片战争前后，清政府一直延续了清初以来对于国内银钱业宽松放任的管理方式。在清政府这种自由放任的态度下，政府官员自然也不会对外国在华银行的监管产生任何的兴趣，更不会想到要通过立法进行全面的监管。 　　二、鸦片战争前后国内商业管理模式 　　19世纪清政府基本上延续了清初以来商业管理的宽松态势，除在外贸、盐、铜、丝等领域实行限制性的专卖政策外，政府较少对一般性商业活动进行限制，通常采用“开放式”的管理办法。对于民间商业活动，政府主要通过牙行等代理人实施间接控制，政府无需直接插手一般商业活动。 　　牙行是一种历史悠久的商业中介组织。早期的牙人是商业活动中自发产生的中间人，牙行则是这些中间人的松散组织，政府开始并没有干涉。随着历史的发展，政府需要一种手段控制日渐繁荣的商业活动，开始通过牙行代为管理商业活动。到了清代，一部分牙行逐渐成为半官方的组织。清政府规定：“凡市廛交易，但设牙贴，令牙侩平估物值”。政府通过颁发牙帖，控制牙行的设立，没有拿到牙帖的人，不能随意开设牙行。清前期牙行的涉及范围及其广泛，诸如农副产品交易、牲畜的买卖、丝绸布匹的收购等都要经过牙行，客商不能直接收购，生产者也不能直接卖出。由于牙商是政府的特许商人，加之牙行与码头、栈店相通，牙商通常把持着商品交易的中间环节。牙行还代替官府收税、鉴定货物等级、代为报关，官方常常通过牙行埠头稽查商人货物，令其用官给文簿登记客商船户的住址姓名、路引字号、货物数量，按月赴官查照，替官府监督商人交纳税银。 　　牙行作为政府的延伸，充当半官方的商业管理角色。政府无需要直接参与商业活动管理，这与现代政府全面监管商业活动区别较大。牙行还有官牙与私牙之分。官牙由官方直接或间接开设。明嘉靖年间，广东市舶司中的客纪、客纫等就属于官牙。历史上著名的广州十三行，便是垄断进出口商品的十分特殊的官牙。 　　三、外贸的管理——由牙行演变而来的“十三行” 　　牙行同样是清政府管理外贸活动的重要中介。明人王圻在《续文献通考》卷三十一《市籴考·市舶·互市》中有记载：“凡外夷贡者，我朝皆设市舶司以领之……其来也，许带方物，官设牙行与民贸易，谓之互市。”鸦片战争前，中国社会处于半封闭状态，对外贸易主要集中于广州一口，清政府力图通过“十三行”这种特殊的官牙，限制中外接触。“十三行”即由牙行发展而来。清梁廷枬《粤海关志》，云“国朝设关之初，令牙行主之，沿明之习，命约‘十三行’”。十三行初称“官行”，亦称“官牙”，后称“洋行”、“公行”。这些中介商行后来便被称为洋商或洋行，是由官方授权唯一拥有进出口特权，垄断进出口贸易的官牙。 　　十三行责大权重，有包销外来商品、代缴关税，同时代外商采购等多种职能。从政治上而言，“十三行”在政府的授权下，可以对外商封仓停市，约束限制外人活动;作为政府的代表，外人一切请求陈述，均须由行商代为转达，因而行商又拥有唯一的外交权。经济上，行商更是垄断对外贸易，清政府严禁外人跨过行商，与中国其他商人直接贸易。鸦片战争前，以十三行为代表公行牙商群体是清政府控制南洋、西洋各国商人的重要工具。在十三行独揽对外贸易的时代，清政府避免了与外人直接接触，自然也无需对外国人的金融商业活动进行干预。 　　四、国内典当、票号及银钱业的管理 　　清代经营货币的商业机构以典当、票号、钱铺(钱庄)、银号等为代表。考察清政府对国内银钱业的管理历史，有助于了解清政府对外国在华银行以及相关外国金融活动的一些观点和看法。 　　(一)典当业 　　典当业是中国历史上最为悠久的经营抵押放款业务的商业组织，由于存在历史较长，政府对于典当业的管理和控制也最为成熟和严格。清代的典当业及典税划属户部管理。清人编《六部成语注解·户部成语》：“典税：业质物典铺之人应纳之税也。”清代开设典当铺，需有政府许可，发放典帖。典贴是直省布政司许可典铺营业的执照。“雍正六年题准，直省各属典当，均令布政司钤印颁帖，交各州县转给输税。无力停开者，即交帖免输”。开设典铺，应当领帖，交纳典税，否则，就属于“私开”。据《晋政辑要》卷一一《户制·杂税》载，光绪十年时，山西当时经布政司钤印领贴(登记注册)并交纳当税的，即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