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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异之美西方文体学视角下的鲁迅 　　摘要: 以往对鲁迅的研究多集中于精神内容,掩盖了其文体方面应有的光辉,本文借用西方文体学的理论,着重于文本分析,试图从语法、意义、语音三个层面寻找鲁迅文章的变异之美。 　　关键词: 鲁迅文章文体西方文本学变异之美 　　 　　1.引言 　　 　　19世纪末20世纪初,内外交困的中国不仅社会内部产生了变革的需要,而且传统文化也因“熟极致烂”而期待一种突破。在五四新文化的大背景下,白话文蓬勃兴起,中国的语言开始了一次脱胎换骨的变革。处在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鲁迅以积极的理论倡导,卓异的作品实践,创造出了一种难以模仿的个性化文体风格。 　　由于文以载道的深层思维模式,八十多年来对于鲁迅的研究过多地集中于思想内容,从而掩盖了其文体方面应有的光辉。直到上世纪80年代之后,王富仁(2000)等人才对鲁迅文体给予不同程度的关注,但也多是传统的文章学、写作学、风格学意义上的评论与鉴赏。对于文本本身的分析尤其是形式分析成为鲁迅研究的一个薄弱环节。 　　诞生于19世纪60年代的西方文体学,“借用语言学的方式方法来探究文学文本”(Thornborrow Wareing,1998:4),尊重文学语言的客观性、科学性,纠正文学批评中脱离文本而带来的主观性、随意性。在这种理论的构架中,形式分析无疑居于统治地位。而西方文体理论的影响也终于在90年代初期影响了鲁迅文体研究,文本分析越来越吸引着人们的目光。 　　按照英国语言学家Widowson的理论,文体就是“对于常规语言的变异”(王守元,2001:12),也就是说,文学家在写作过程中有意使用曲笔,让标准语言在偏离中取得崭新的形态、意义与功能,从而也造就了文学文本的独特性。笔者欲借鉴西方文体学的理论,主要参照《“友邦惊诧”论》、《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为了忘却的纪念》等几篇广为人知的典型鲁迅杂文,从语法、意义、语音三个层面上探寻鲁迅文章的变异之美。 　　 　　2.语法层面上的语法欧化 　　 　　鲁迅是白话文运动的灵魂人物,他的作品被称为中国近代白话文的典范,而白话文实际上是在口语的基础上大量吸收西方语言系统的词汇与语法而形成的。鲁迅认为,中国传统文??有许多东西很难懂,表意不清晰,语义不严密,词汇缺乏,语法上有“模糊性”,因此他除了大量直接引入外来词汇,如“费厄泼赖”、“幽默”、“爱克司光”等外,还提倡“语法欧化”,意在“语法严密化”。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特点。 　　 　　2.1主语“到位” 　　“我当时就想争辩,但我即刻又不想争辩了。留学德国的爱国者X君――因为我忘记了他的名字,姑且以X代之――不是说我的诽谤中国,是因为娶了日本女人,所以替他们宣传本国的坏处么?我先前不过单举几样中国的缺点,尚且要带累贱内改了国籍,何况现在是有关日本的问题呢?” 　　――《说胡须》 　　这一段中句句是不缺主语的,而“我”字更是用了四次,其中中间两次是完全可以省略而不影响意义的表达的。这无疑是对中国传统模糊性文言的一种反叛,也是西式语言讲求理性逻辑的特点的反映。对主语的重视,除了在某些地方起到强调作用之外,也赋予了鲁迅的杂文一种铿锵有力之感,与鲁迅为人、为文的风格是一致的。 　　 　　2.2定语延长 　　为了使被修饰的成分更加精确,表意更加完整,鲁迅经常有意识的延长定语、状语等修饰成分,有时甚至长到令人别扭的程度。鲁迅早年留学日本,受日语的影响,其延长定语最常用的方法便是用许多的“的”字,这样的例子在他的杂文中可谓俯拾即是: 　　“他们的维持他们的秩序的监狱,就撕掉了他们的文明的面具。” 　　――《“友邦惊诧”论》 　　“后来大抵带在身边,只是情随事迁,已没有翻译的意思了,这回便决计送给这也如我的那时一样热爱着彼得斐的诗的青年。” 　　――《为了忘却的纪念》 　　 　　2.3关联词的频繁使用 　　注意和加强连接成分是语法欧化的另一特征,这一点在鲁迅的辩论式说理文里表现的最为明显,《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是典型中的典型: 　　“我不懂英文,因此也不明这字的函义究竟怎样,如果“不打落水狗”也即这种精神之一体,则我却很想有所议论。但题目上不直书“打落水狗”者,乃为回避触目起见,即并不一定要在头上强装“义角”之意。总而言之,不过说是“落水狗”未始不可打,或者简直应该打而已。” 　　――《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 　　这是《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的开头一段,短短三句话,104字,用了11个关联词语。我国古代汉语原来也有一些连接成分,如“而”、“则”、“且”、“乃”等,但为数较少,多是单音节,且应用比较随便。鲁迅认为中国语言所缺乏的就是西语中的逻辑力量,就是严密性,就是行文严谨、周到。他认为,这是跟中国人的性格缺陷联系在一起的,是与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