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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调控视角下产业政策分析 　　产业政策作为政府干预经济的一种手段，在中国经济的经济发展中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从理论基础上看，新古典经济学对于产业政策的分析，主要是一个微观层面的问题，着眼点是市场失灵、政府失灵的特征和程度，以及对市场主体的影响。在其分析框架中，宏观稳定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外生的或隐含的前提。发展经济学把产业政策视为实现经济赶超的重要手段，对产业政策的分析集中在中观层面，将产业视为一个整体，提出了扶持主导产业、保护幼稚产业等政策主张。虽然认识到发展中国家的结构变动可能会影响国民经济的短期平衡，但其政策着眼点仍侧重于中长期发展战略的选择。总之，在现有的经济学理论中，产业政策和宏观稳定政策基本上属于不同的领域。 　　然而，回顾近年来中国产业政策实践，抑制部分行业盲目投资、产能过剩不仅是产业政策的主要任务，也成为宏观调控的一项重要内容。2003年以来，在宏观调控中，国家频繁地运用各种产业政策工具，如严格投资审批与核准、提高市场准入门槛、实施差别电价、调整出口退税、淘汰落后产能、实行差别性的土地和信贷政策等。可以说，本世纪以来产业政策除了在传统意义上发挥作用（如加快结构调整、促进产业升级）外，还具有了宏观政策工具的性质，成为宏观调控政策体系中的重要内容，并逐步成为一个经常性的手段。这些政策手段的运用，在促进总量平衡的同时，又对产业长期发展带来不同程度的影响。这既是近十年来中国宏观调控的一大特色，也是认识和界定中国产业政策内涵的一个基本点。 　　 　　一、产业政策参与宏观调控的依据 　　 　　如何看待产业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作用，学术界的意见并不一致，在很多方面甚至有很大分歧。围绕宏观调控与产业政策的争论，实际上涉及两个逻辑上紧密相关的问题：首先，导致宏观经济波动的根源主要总量问题还是结构问题；其次，应当采取何种手段或工具来熨平波动。本文认为，宏观调控政策工具的选择要服从于宏观调控所要实现的目标。过去十年中，中国经济增长最突出的特点是规模扩张快，尤其是部分高增长行业规模扩张更为迅??，由此导致的结构失衡是造成宏观经济波动的重要原因。而政府为了防止大起大落、把经济总体上稳定在一个可以承受的波动幅度内，必然要采取措施恢复结构的相对均衡，抑制部分高增长行业的过快扩张，所以需要结构性政策，集中地体现就是产业政策的运用。 　　（一）在工业快速增长的过程中，结构变动十分剧烈，往往成为宏观经济不稳定的重要因素 　　一般来讲，结构变化具有长期、渐进性质，但在工业化加速时期，经济增长速度和产业结构变化都十分迅速，经济结构的内在矛盾在快速增长和变动的背景下，失去了以往发达国家产业结构渐进升级的充裕的自我调整空间，各种结构性矛盾集中突显，加大了国民经济的失衡和出现较大波动的风险。总量矛盾和结构问题往往交织在一起，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结构失衡是总量失衡的根源，而总量失衡往往又加剧了结构失衡。而减缓甚至消除这种结构失衡，仅靠主流经济学主张的着眼于总量平衡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工具是远远不够的，必须从结构失衡这一导致不稳定的根源入手，有效运用产业政策工具，才能实现宏观稳定目标，促进长期可持续增长。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潮涌现象”导致的过度投资，是经济波动的一个重要来源，仅靠总量政策难以解决，这为产业政策参与宏观调控提供了一种解释思路。林毅夫（2007）指出，对于一个处于快速发展阶段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在产业升级时，企业所要投资的产业往往具有技术成熟、产品市场已经存在、处于世界产业链内部的特征，因而全社会很容易对有前景的产业产生共识，投资上容易出现“潮涌现象”。造成众多产业普遍产能过剩，开工不足，市场竞争激烈，大量企业亏损破产，银行呆坏账急剧上升的局面。如果政府不对市场进行任何干预，完全依靠市场调节投资，将会出现比发达国家更为频仍的周期波动和金融、经济危机。 　　本世纪以来，特别是2003年我国进入新一轮经济增长周期以来，投资的“潮涌现象”在部分行业十分明显，这些行业也成为政府进行调控的重点。市场主体在进行投资决策时，很容易在以下几个方面形成共识： 　　一是我国城市化水平偏低，未来的发展意味着相关产业巨大的市场空间。2000年我国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重36.22%，2009年提高到46.6%，平均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以上。从国际经验看，一国人均GDP在3000美元发展阶段时，各国平均城市化率为55%左右，我国城市化水平偏低。据测算，城镇化率提高1个百分点，带动基础投资需求就是6000多亿元，这对钢铁、水泥、建材、家具、家电等相关行业将产生重要的拉动作用。 　　二是我国工业装备国产化水平快速提高，单位产出的投资规模下降很快，大大降低了市场进入门槛。例如，按照1990年不变价计算，“八五”、“九五”、“十五”时期的吨钢投资分别为36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