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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农村新型治理多元主体探索 　　摘要:要实现农村和谐发展,更好地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就需要建立政府与乡村社会的新型关系。通过分析当前“乡政村治”治理格局下农村治理主体多元化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认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需要“多中心治理”。 　　关键词:农村治理;主体;多元化 　　中图分类号:F32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08-0023-04 　　 　　农村治理 ,就是农村公共权威运用农村治理权力,处理农村社会公共事务,借以调控与影响农村社会,进而增进农村社区公共利益的过程。它不仅仅依赖于政府权威,还依赖于民间权威,或者二者的结合。1978年改革开放以前,中国政府通过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对中国农村实行严格的行政控制。村民自治于20世纪80年代后在中国农村的普遍实行,导致整个农村政治生活的根本性变迁,一种新的治理模式得以产生。 　　 　　一、农村治理多元主体的构成 　　 　　(一)乡镇政府――基层公共服务型政府 　　20世纪80年代初,在国家与农民的双重推动下,中国农村兴起了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要内容的经济体制改革,与这一经济体制改革相联系的是国家力量逐步从农村社会的许多领域退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体制也失去了赖以存在的基础。1983年建立了作为国家在农村地区的代理机构的乡政府,弥补了人民公社解体后出现的治理真空。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作为农村多元治理主体中重要一元的乡镇政府,其职能定位显得尤为重要。 　　(二)基层党组织――农村公共治理的核心领导力量 　　作为设立于基层的党组织,农村党支部在村民自治中的领导作用在《村组法》中被明确地以法律的形式肯定下来:“中国共产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按照中国共产党章程进行工作,发挥领导核心作用,依照宪法和法律,支持和保障村民开展自治活动,直接行使民主权利。”村级党支部作为村级权力的核心,其权力不仅局限于对村委会的政治领导,而且还担负着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负责村落基层党组织自身建设,监督村民自治工作的展开情况,进行宏观调控,以及对村民自制范围内政治文化建设的领导责任。可以说村级党支部对村级权力的运作有着普遍性、全局性和原则上的控制权。 　　(三)村组干部――村庄正式权力的代表 　　乡村治理模式下,依照《村组法》原则组建起来的村民委员会作为“村庄内生正式权力”,以村主任、副主任和委员共三至七人组成的村组干部,成为村庄正式权力的代表,成为居于国家(政府)与村庄(村民)承上启下的中介地位的“体制精英”,进而充当起“对内联系村民、对外联系着政府”的桥梁和纽带的角色,在农村治理中承担着对内和对外双重职能。 　　(四)广大村民――农村治理的主体 　　改革开放后,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和市场化经济的发展,特别是人民公社体制解体后国家正式权力对农村强制约束的解除,村庄的封闭性逐渐被打破,致使村庄一元权力结构瓦解,农民有了更大的自主空间,他们成为农村治理的主体。 　　 　　二、农村治理主体多元化的现实制约 　　 　　当我们将视线聚焦于实践中的农村治理运行过程时,则不得不注意到,“实然”的农村治理主体多元化状况存在着诸多制约,且随着其发展,这些制约力量逐渐呈现于农村场域气进而构成农村治理所面临的种种困境。 　　1.困境之一:乡镇政府运行偏差。乡政村治的治理架构最初设计是尽量减少行政对农村经济社会生活的干预,以保持农民和基层组织的自主性和活力。但是,乡政毕竟属于国家政权体系,在自上而下的中央集权体制下,乡政行为更多的听命于上级政府。乡镇政府在国家政权体系中居于基础和末梢地位,就决定了国家在农村的各项发展目标、计划和任务最终都要乡镇政府加以贯彻、落实。这些目标、计划和任务是国家通过行政命令的方式由各级政府层层下达的,其完成情况是衡量乡镇领导“工作实绩”、决定其升降去留的一项主要指标。特别是目前县对乡镇领导的工作考核普遍实行“三个一票否决制”,即计划生育一票否决制,信访社会治安一票否决制,发展经济一票否决制。这三项工作都被量化为一些具体指标。这些指标是自上而下制定的,再逐级分解并落实任务并责任到人,乡镇领导只能完成或超额完成,否则不仅升迁无望,还可能“乌纱”难保。这迫使乡镇领导及机关干部想尽一切办法完成上级部署的各项任务指标,特别是那些直接由村民负担的任务,如计划生育、征兵、粮棉种植和订购等。为此,乡镇政府必然会加强对村级组织特别是村委会的渗透、影响和控制,包括运用强有力的行政命令手段,以保证上级各项任务的贯彻落实,乡镇政府如此作为可谓是其所担负的特殊角色使然。于是,如此压力型行政体制下,乡镇政府运行偏差,进而造成行政扩张,便成为当下“乡政村治”治理模式面临的第一重困境。 　　2.困境之二:村委会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