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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农村土地制度发展方向 　　本文在分析制度变迁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制度环境约束下的利益集团博弈理论”，认为我国的农村土地制度变迁是在制度环境的约束甚至主导下，利益集团为了内化外部利润而相互博弈，最终在某个利益集团的主导下达成博弈均衡的结果。基于这一理论，本文认为在维护土地集体所有的基础上推动集体土地使用权的流转才是符合制度环境，能够内化现行农村土地制度的外部利润和获得各利益集团一致同意的制度选择，是我国农村土地制度的发展方向。 　　研究并解释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变迁的原因与绩效，能为我国今后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提供坚实的理论和实证基础。本文力图建立一个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将推动农村土地制度变迁的一般性因素提炼出来，以期能准确把握农村土地制度变迁的一般规律，并以此来审视我国现行农村土地制度的发展方向，实现相关政策和法规的合理有效。 　　 　　一、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变迁的分析框架――制度环境约束下的利益集团博弈理论 　　 　　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的创新是因为有许多外在性的变化促进了潜在利润的形成。为了获取潜在利润，在原有制度下的一些经济主体就会尝试对既有制度安排的创新和变革，从而导致了新的制度安排产生。而制度创新总是各经济主体根据收益最大化或成本最小化原则来进行决策的。 　　除了追求利益的动力，制度变迁也受到意识形态、各种压力集团和政府关于什么对公众最有利的判断的影响。外生变迁并不是改变游戏规则以适应游戏变化的要求，相反，是改变游戏使之适应于为某特定利益集团所偏爱的规则。因此，关于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变迁的分析框架可以称之为“制度环境约束下的利益集团博弈理论”，即在制度环境的约束甚至主导下，利益集团为了内化外部利润而相互博弈，最终会在某个利益集团的主导下达成博弈的均衡，实现制度变迁。 　　 　　(一)制度环境的约束与影响 　　这里制度环境是指影响交易成本的各种因素构成的外部环境。制度环境制约着制度选择的集合，同时影响着具体制度安排的交易成本。对于我国的农村土地制度变迁而言，制度环境主要包??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 　　正式制度是指由政治权力机构制定出来并依靠国家权力保障实施的一系列规则，包括法律法规、政治、经济体制、国家政策等。非正式制度主要包括意识形态、传统观念与习俗等，其中意识形态居于核心的地位。与正式制度是通过正式有组织的机制来保障其实施不同，非正式制度对违规行为的惩罚是分权化的、自发的社会反馈。与新的制度具有一致价值取向的非正式制度会降低制度变迁的成本，反之，则会增加制度变迁的成本。 　　 　　(二)利益集团博弈的推动 　　制度变迁必然由人的行动来推动。在制度变迁过程中，不同的利益集团会根据各自的利益取向采取不同的行动，推动制度向着有利于本集团利益的方向发展，各个利益集团相互博弈并达成均衡，从而形成新的制度。对于利益集团而言，只要制度变迁为本集团带来的预期收益大于推动制度变迁的预期成本，就有动力推动制度变迁，而且在行动过程中，利益集团会根据成本收益的变化调整其行动。 　　对于解释中国的农村土地制度变迁，中央与微观主体之间二元博弈的框架不能反映地方政府在制度变迁中的重要作用，对于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变迁，应该将地方政府纳入制度分析的框架，构建三元(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农民集团)博弈的制度变迁分析框架。外部利润的存在能否导致制度供给，取决于支持和推动这种制度变迁的利益集团是否处于优势地位。 　　其一，中央政府。此处的中央政府可广义理解，等同于诺斯所说的国家。中央政府是制度变迁中最重要的行动集团，对于所有制度的确立拥有最后的决定权。中央政府的利益取向更为宏观和具有综合性，会从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角度来决定农村土地制度的选择。在行为方式上，中央政府由于拥有国家权力的保障，并且受到意识形态、组织结构等多方面的有力支持，可以采取强制性手段推进制度变迁。这一点在我国的农村土地制度变迁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其二，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具有双重身份和利益取向，一方面它是中央政府的代理人，有义务维护中央政府的利益，落实中央政府制定的各项政策；另一方面作为相对独立的利益主体，地方政府又有着不同于中央政府的自主利益。具体到农村土地制度，地方政府的利益取向是希望通过农村土地制度安排能够带来当地财政收入的增加、促进农业及相关产业的发展、实现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带动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等。当自身利益与中央政府的利益不一致时，地方政府会利用自身资源，努力影响中央政府的决策，使其自主行为或制度合法化，推动制度变迁。 　　其三，农民集团。农民是农业生产活动的主体，主要通过其行为对于制度运行的交易成本的影响而影响制度变迁，虽然间接，但有时却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如果农村土地制度安排能够满足农民对于公平和私人产权的偏好，就会得到农民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