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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农村金融制度变迁路径依赖与替代分析 　　我国农村金融制度变迁过程中一个基本的模式就是：政府主导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而在这种制度变迁模式下，导致了我国农村金融制度安排的非均衡，并内生出金融垄断固化、农村金融资产质量低下、农村金融体系脆弱和农村金融边际效率递减等副产品，同时使得制度变迁陷入一种非效率的闭锁状态。 　　 　　一、我国农村金融制度变迁的简要回顾 　　 　　在新制度经济学里，制度被定义为“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比照其观点，笔者将农村金融制度定义为，与农村经济相关的金融活动规则。建国以来，我国的农村经济经历了由高度集中到计划体制到以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基础，允许发展多种农村经济成分而逐步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历程，而为了支持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村金融制度几经变迁，农村金融组织的法人地位长期在分、立、撤、并、升、降的过程中???复徘徊。笔者结合建国以来我国农村经济体制的变迁，将我国农村金融制度的变迁划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949～1958年）：农村开始实现农民土地所有制改革，高度集中的农村计划经济初步形成。在此期间，信用合作被视为群众性的资金互助组织，是“国家联系群众的桥梁”。人民银行开始统一领导农村金融，直接经营国家农村金融业务，而由中国人民银行县及县以下分支机构为主体的国家农村金融和农村信用社共同构成的农村金融组织体系基本框架开始初步形成。 　　第二阶段（1958～1979年）：农村普遍实行人民公社化，农村开始建立起“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经济体制。而与此同时，信用社随着人民银行在农村的基层机构(营业所)一并下放给人民公社和生产大队管理，后来又交给贫下中农管理，农村信用社成为基层社队的金融工具。 　　第三阶段（1979～1992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及之后的文件决定，农村全面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自此，我国农村开始建立和实行了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农业经营制度大范围进行了改革。在此经济背景下，为大力支持农村商品经济，提高资金使用效益，首先恢复了农业银行，继而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农村合作基金会逐步兴起。 　　第四阶段(1992年至今)：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法律地位和农地使用制度为宪法所确认，而农村经济组织制度创新突破了单一的集体所有制结构，逐渐出现了各种个体、私营、合资联营等多种经济成分，农业和农村开始了现代化途径的探索。在此期间，农业发展银行于1994年从农业银行剥离出来专门从事农村政策性金融业务。而1996年农信社也开始改由中国人民银行监管，与农业银行正式“脱钩”，恢复具有独立法人地位的合作金融组织性质，农业银行也开始收缩，撤并了许多设在农村的分支机构，逐步向商业银行转轨。 　　 　　 二、分析框架的引入：路径依赖与替代 　　 　　 （一）路径依赖分析 　　 诺斯指出，在制度变迁中，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的机制。这种机制使得制度变迁一旦走上了某一路径，它的既定方向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自我强化。在诺斯看来，路径依赖可分为两种类型： 　　诺斯路径依赖Ⅰ：一旦一种独特的发展轨迹建立以后，一系列的外在性、组织学习过程、主观模型会加强这一轨迹。一种具有适应性的有效制度演进轨迹将允许组织在环境的不确定性下选择最大化的目标，允许组织进行各种试验，允许组织建立有效的反馈机制，识别和消除相对无效的选择，并保护组织的产权从而引致长期经济增长。 　　诺斯路径依赖Ⅱ：一旦在起始阶段带来报酬递增的制度，在市场不完全、组织无效的情况下，阻碍了生产活动的发展，并会产生一些与现有制度共存共荣的组织和利益集团，那么这些组织和利益集团就不会进一步进行投资，而只会加强现有制度，由此产生维持现有制度的政治组织，从而使这种无效的制度变迁的轨迹持续下去。这种制度只会鼓励分配性努力，而不会激励生产性努力。 　　 　　(二)路径替代分析 　　在社会系统中，要退出次优的路径依赖的变迁路径，实施路径替代，其条件取决于形成自我强化机制的几种因素性质： 　　第一，如果该路径产出的递增强化机制来源于初始固定成本和学习效应，那么，要发生路径替代，退出闭锁状态的难度就很大，因为，固定资产的专用性导致的沉没成本很高，以及学习效应中的默认知识不具备信息传递性，引致的认知阻力很大。 　　第二，如果自我强化机制来自系统中各种网络效应、适应性预期等，行为主体则只要加强信息交流，形成一致性行动，便有利于制度替代。基于我国农村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中存在政府效用函数最大化的约束和改革成本的递延化分摊以及初始固定成本和适应性学效应的双重特点，在转轨经济中只考虑如何打破旧制度的收益递增机制、形成新制度的收益递增机制是远远不够的，必须重视制度变迁中政治、利益集团博弈对制度变迁路径和绩效的影响，并利用政府效用函数结构的动态优化和改革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