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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理论创新中流砥柱 　　恩格斯说过：“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是任何坚定不移和始终一贯的革命策略的基本条件；为了找到这种策略，需要的只是把这一理论应用于本国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这里讲的“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是指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革命策略”是指革命的大方略，包括社会主义改革。我国经济学大师、87岁的刘国光就是当代中国“坚定不移和始终一贯”并与本国实践紧密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尤其在改革开放的光辉进程中，他一直充当着经济学理论研究领跑人的角色。最近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经济学新论》，搜集了刘国光1985年-2009年有关社会主义经济学的代表性论文，体现了他在改革发展各个时期“坚定不移和始终一贯”的基本观点，凸显了旗帜鲜明、锐意进取、与日俱新、见解深邃的品格。因其在理论与实践结合中不断创新，故用一个“新”概括十分得体。如果联贯阅读他这些重要论文，便可领略他的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的有机统一，并为党中央对改革各个时期的决策提供理论支持，也哺育了一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人。30多年来我读过他的多篇论文，聆听过他数十次学术报告。依个人读书的体会，该书具有与日俱新的鲜明特色。 　　第一，始终如一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经济科学。在庆祝他80华诞的讲话中，他十分中肯地说：“我是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体’，西方经济学为‘用”’(刘国光《经济学新论》第160页，下文引用该书只标页码)。在《中国经济学杰出贡献奖答辞》中再次鲜明地提出：“我总以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立场，劳动人民的立场，大多数人民的立场，关注弱势群体的立场，是正直的经济学人应有的良心，是不能丢弃的”(第164页)。“任何一个学者都逃不出立场问题。因为代表的利益不一样，……这就涉及利益和科学研究的关系。”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兼收并蓄中要有主心骨，要有立足点”(第147页)。然而，他并不是教条式地说经解经，而是“在改革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第37页)。他反复强调：“对于中国经济学人来说，主心骨还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立足点还是中国的实践，经济理论要为中国的实践服务，理论本身也是从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第147页)。他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勇于探索，参与过许多重要的中央文件和中长期规划的起草工作，力求在总结实践经验中创新。比如发展模式和体制模式的互换，实质上是生产力的提高与生产关系变革在实践中的统一互动。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提出发展目标、发展方式、发展重点和发展途径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制、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结构以及多种分配方式等互为条件、互为制约，创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和社会主义改革理论，为90年代中央提出的“两个根本性转变”(即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经济体制转变)提供了理论支持。再如，在我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提出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经济规律和资本主义经济规律在国内外相互交融而又要分清主次的关系，揭示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应当正确把握的基本方向和艺术，深化了对科学发展观的诠释。 　　第二，在30年改革开放全程中领跑经济理论研究。把握正确方向。刘国光先生是一位始终坚持改革开放的大经济学家，其中曾多次参与中央的决策进程，而那些自诩为改革的“著名经济学家”(实为新自由主义的贩子)则与之无可伦比。该书的25篇论文涵盖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理论的探索、形成、完善三个阶段，在每一个阶段中他都站在改革前沿。最可见证的是他写的纪念改革开放三个“十年”纪念文章(10年、20年、30年)。早在1979年，他就着手研究社会主义经济中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提出充分利用市场机制的观点，得到了党中央主要领导人的高度赞扬，称之为“研究新问题的文章”、“标兵文章”，倡导学术界学习(第271页)。80年代初，他又提出分三个层次改革计划经济体制的观点，当时还引发了对他不适当的批判。接着阐发了“有计划商品经济理论”。在纪念改革开放10周年文中，他第一次提出“两块基石”的论点：“对社会主义的再认识，首先导引出‘社会主义商品论’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这两论可以说是中国改革理论的两块基石，也是中国新经济理论体系的基石”(第57页)。反复强调：“离开市场，微观经济活不起来，宏观经济也管不起来”，并把完善市场体系视为“模式转换的枢纽”(第35页)，他多次阐释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取向。90年代初，他同江泽民总书记讨论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问题并就“有计划”提出自己的看法，并为中央接受(第267页)。不久，发表了著名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几个问题》的讲演(第130-145页)。纪念改革开放20周年的论文题目就是《实现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转轨》。那一时段，他不仅坚持改革的正确取向，而且为放开市场价格改革、国有企业改革、分配制度改革、宏观调控改善、通货膨胀(“软着陆”)和通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