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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产业管制中非理性倾向分析 　　一、政府产业管制之非理性倾向的理论分析 　　 　　政府产业管制是一种以产业政策制定、颁布和实施为主要内容的操作行为，分析政府产业管制离不开对产业政策的研究。当我们把产业政策理解为政府通过财政补贴、贸易保护或政府采购等专门手段和措施以达到形成某种特定的经济结构时，对政府选择行为的解释可能会显得有些宽泛；而对选择行为的宽泛解释，则难以说明选择的行为属性。产业经济学通常以反垄断以及经济性、社会性规制作为政府产业管制的分析对象。基于这样的理论分析背景，本文分析政府产业管制中的非理性倾向问题，也可以用政府的经济性规制作为研究对象，以揭示蕴涵于经济性规制中的政府选择行为的非理性倾向。 　　从现实来看，政府产业管制很少涉及社会性规制的内容，它一般限定在经济性规制的区域。产业管制强制要求企业的投资、定价、兼并、重组、经营等活动必须遵循产业管制的规则、秩序及其规范。或许是因为现实中的产业运行存在着垄断和竞争的模糊不清所引致的市场失灵，经济学家将研究限定于经济性规制的分析范围，有助于研究产业组织结构、行为和绩效，而将研究对象锁定于自然垄断产业，则有利于分析路径的简化。政府管制自然垄断产业的依据是什么?管制政策的制定会受到来自哪些条件的约束?政府如何安排和选用管制手段和措施?显然，这些问题会涉及到政府的选择行为及其属性的理解。 　　我国经济理论界有关政府管制的研究，就其选择行为属性的解说而言，一般是认为政府产业管制是一种理性选择。这种认识与福利经济学“政府能够在市场失灵情况下有效配置资源”的观点存在着关联。概括这种认识有以下几个重要的理论假设：(1)政府干预经济能够实现社会效益的最大化；(2)政府具有协调影响产业结构、组织、绩效等复杂因素变化的宏观调控能力；(3)政府的经济执行部门具有比市场参与者更高的处理和加工信息的能力；(4)政府能动用大量人力、物力、财力以形成对特定时期产业发展的比较方案，从而在理论和实证资料的支持下有根据地说明甲方案优于乙方案或乙方案胜于丙方案，等等。 　　但是，如果我们从选择行为的不确定性来考虑问题，作为管制政策的制度安排，只能限定选择行为的不确定性而并不能消除不确定性；也就是说，政府的产业管制仍然是不确定条件下的风险决策，政府与个人一样，并不具有有序偏好、完备信息和精确的计算能力，不能利用掌握的信息来预估将来的各种可能性，并不能完成最佳的决策和最大化的期望效用。按照非主流经济学对非理性选择行为的解说，既然政府的认知有限理性的约束，政府对信息和环境等不确定性的掌握就不可能使选择行为达到期望效用的最大化，因此，政府的选择行为存在着非理性的倾向。 　　认为政府在产业管制中有着选择行为非理性倾向的明显依据，是政府的决策存在着随意性的冲动。具体地说，就是政府的决策会受到直觉或外部环境的诱导，会在别国经验的驱动下简单化处理管制政策。对这种情况的理论评说，就是政府放弃了对影响产业运行的信息和环境等复杂因素的认知，因此，可以将政府在产业管制中的非理性倾向，理解为由认知不充分而产生的随意性选择。不过，对政府选择行为的随意性有可能产生非理性的理解，不能离开对政府理性行为的分析。在现实中，尽管政府产业管制会出现某些非理性选择，但这种非理性选择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政府的理性认知。当我们将政府随意性的选择行为界定为非理性时，实际上是不承认政府选择行为的绝对理性；也就是说，政府在产业管制的选择中既有非理性也有理性，是理性与非理性的融合。因此，对政府选择行为的非理性倾向的分析，实际上是一种对现实的抽象分析。 政府利用产业政策、财政和金融政策、外贸外汇和物资供应措施等实施产业管制，是在有限理性约束下追求宏观经济收益的一种行为努力。但在现实中，政府产业管制的理性认知常常表现为对政策和调控手段的某种意识和思维，在这方面，“经验”会影响政府的选择行为。以政府产业管制受经验影响而言，行为经济学所揭示的“确定性效应”、“框架依赖”、“锚定效应”、“代表性法则”、“易得性法则”等范畴，能够说明当政府不能通过对信息和环境等复杂因素作出加工、整合、处理而形成特定认知时，便会依据过去经验或他国经验进行决策，政府照搬或套用过去经验或他国经验，是对自己理性认知的否定，而没有对影响选择事件的信息和环境因素进行充分的认知，则是一种典型的非理性选择倾向。 　　关于理性选择的理解，不能仅仅局限于行为人是否采取有利于自己利益决策的这一“理性经济人”范式的局限。理性选择的界定，应该在很大程度上考虑行为人是否通过对信息和环境等复杂性因素的处理而形成认知的解说。其实，判断行为人选择行为的理性和非理性，不能以选择结果是否实现期望值或有没有实现了效用最大化为依据，而应该以行为人是否发挥了对信息和环境等复杂性因素处理而形成的认知为依据。就上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