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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向NGO购买服务对慈善事业发展影响 　　摘要:NGO的存在,对以中华慈善总会为主体的官方救助体系形成有利的补充。NGO自身的特质也决定其在为弱势群体提供服务时更便捷、更专业。因此,在NGO行业中引入“竞争”的经济学概念,改变原先由政府全方位提供社会救助的模式,形成由政府主导、NGO参与、政府择优购买NGO提供服务这样的自由竞争市场,使得政府由原先“制定者”、“实施者”逐渐转变为“主导者”、“购买者”的角色,可以极大地调动NGO的积极性,激活市场动力,并且通过自发的市场调节,形成对有限行政资源配置的最佳效果,同时推动中国的慈善组织蓬勃发展,使社会救助事业取得跨越式进步。 　　关键词:政府采购;NGO服务;慈善事业 　　中图分类号:C913.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0)26-0071-02 　　 　　中国人口总量达13亿人,而且东西部发展极不平衡,城乡发展格局差异很大,季节性和突发性的灾害频发,由??形成的弱势群体数量庞大,分布广泛。在这些人中,主要依靠政府或民间慈善机构救济的占很大一部分比例,如果失去外部的援助,他们的生活将难以维系。虽然有各级民政部门履行政府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职能,但体制官僚化,缺乏活力,救助的模式和途径单一,救助的范围有限,使得各级政府在面对人数众多、情况复杂、需求独特的救助对象时,显得捉襟见肘。 　　近些年,以服务弱势群体为主体的NGO的出现,大大地缓解了政府救助工作的压力,而且各种NGO有细分的服务救助对象,比如服务“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儿童村,服务软骨病儿童的“瓷娃娃协会”,等等。这些救助机构同时拥有健全的工作体系和专业的工作人员,相对于政府而言,他们对特定弱势群体的救助更有效,更到位。 　　因此,如何把政府开展的救助工作和NGO进行的救助活动相结合,扩大救助范围,提高救助效果,建立多层次、多途径的社会救助体系,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研究价值。 　　一、中国NGO发展现状实证分析 　　NGO,英文全称为“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意为“非政府组织”,通常是指以非营利为目的,有正式的组织形式,具有一定自治性、志愿性、公益性的民间的社会组织[1]。目前,中国非政府公共部门包含三种类型,分别是基金会、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NGO的存在,对于以中华慈善总会为主体的官方救助体系形成有利的补充。另外,根据服务对象的不同,NGO涵盖了“保护自然环境”、“保护野生动物”以及本文着重探讨的“救助弱势群体”等类别。 　　近些年,NGO在中国的发展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无论是救助的范围还是救助的水平,都有显著的进步,并且一部分NGO因其作出的突出性贡献,已获得全社会的广泛关注以及政府的认可。比如大连阳光溢鸿儿童村,主要救助对象为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从2003年成立至今,先后代养过30多位服刑人员的子女,因其具有良好的社会示范效应,目前已获大连市委批示,在大连市民政局注册成为正式的民间救助机构[2]。 　　同时,我们也应该清晰地认识到,目前,NGO在中国的发展尚处于初级阶段,还存在着缺乏社会公信力、获取资助的途径单一等一系列困扰NGO进一步发展的阻碍,虽然自身特质决定NGO在为弱势群体提供服务时更为便捷、更为专业,但从目前已获救助人数占需救助总人数的比例上看,NGO发挥的作用还很有限,因此,中国的NGO还有巨大的发展潜力,种种限制因素已经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斯蒂格列茨的“政府经济学”思想 　　在现阶段国内的大背景下,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作主要由各级政府的民政部门开展,慈善事业和慈善活动由中华慈善总会、中华健康快车基金会、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中国扶贫基金会、中国红十字会等具有官方背景的社会公益组织负责。然而,活动于中国慈善救助事业最前沿的NGO不但在规模上与这些组织无法比拟,而且应该享受的各种优惠政策也难以落实到位。比如,特殊教育用地政府应该无偿划拨却难以落实。 　　不仅如此,我国现行的捐赠法律还规定,只有中华慈善总会、中华健康快车基金会、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中国扶贫基金会、中国红十字会五家公益组织享有公益捐赠减免税的特殊待遇,企业只有向这五家公益组织捐赠时才能享受减免税政策。这就制造了一种新的特权,造成少数公益组织通过特权垄断了捐赠资源,而不是通过良好的信用和服务去竞争,大量的NGO公益组织公平竞争捐赠资源的机会被剥夺。 　　NGO作为参与社会经济活动的一群特殊的主体,在行动灵活性、服务专业性、救助广泛性及工作高效性等方面有着政府难以匹敌的优势,政府不应该忽视这一力量的存在,应该从对待新兴产业和支柱行业的角度去规范与引导。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列茨提出的“政府经济”新命题,为研究政府与NG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