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尔巴乔夫的新闻思想.docVIP

/academic_xsjd_view.jsp?id=3652 戈尔巴乔夫的新闻思想 在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最高领袖政治观念的转变，往往会很快地导致现实政治生活的变革。中国邓小平发动的改革，苏联戈尔巴乔夫进行的“社会革命”，都是以其政治观念的变化为前奏的。前者以务实的观念取代崇虚的狂热，后者则以适应社会变化的新思维代替僵死的旧思维。作为现实政治体系的一环，新闻事业的变革，与执政党领导的新闻观念的变化也是密切相关的。要把握今天苏联新闻事业的本质特征及其发展趋势，很有必要完整地理解戈尔巴乔夫的新闻思想。本文打算尝试着对戈尔巴乔夫的新闻思想略加分析。 一、“让公开性大放光明” 近年来，“公开性”已成了苏联意识形态领域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用戈尔巴乔夫的话说，公开性是苏联现代“整个社会生活的准则。”它几乎出现戈尔巴乔夫的每一篇文章，每一篇讲话。“让公开性大放光明”，便是因系统地阐述了戈氏思想而轰动世界的《改革与新思维》里的一个标题。那么，公开性究竟是什么？戈尔巴乔夫并没有从严格的逻辑意义上给它一个明确的定义。因而在不同的场合，公开性的含义也有些许差别。戈尔巴乔夫说：“公开性是社会主义民主不可分离的一个方面，也是整个社会生活的准则。广泛及时和公开通报消息，是信任人民、尊重他们的理智和感情，以及他们能够搞清楚某些事件的能力的证明”。他又说，“我们应当扩大公开性，应当将更多的事公诸于众，我们的人民应当知道劳动集体、区、州、共和国、全国正在发生的一切”。在《改革与新思维》一书中，他又指出：“我们力求在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有更多的公开性。人们既应知道好事，也应知道坏事。以便扬善除弊”。这些叙述虽然不尽相同，但在保证公民的知情权，满足人民的信息需求这一点上则是一致的。因此，所谓公开性，实际指的是公开地把与公民利益有关的社会发展的全部问题（事情）通报或告知给公民。在这个意义上，扩大公开性，或曰让公开性大放光明，一方面意味着被通告问题范围的扩大，另方面又意味着接受通报者人数的增加；而限制公开性则是统治阶级对社会、对人民、对被统治者隐瞒某些事实、问题、现象和过程。从传播的角度看，不论是扩大公开性，还是限制公开性，都必须借助与通报或告知的渠道，而这种渠道在现代社会又是以报刊、广播、电视为主题的新闻传播媒介。所以公开性的观念对于新闻事业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就其实质性的内容和实施后果而言，它又是一项基本的新闻政策。 应该指出。公开性并不是戈尔巴乔夫的发明创造。在无产阶级新闻事业史上，公开性有着更为悠久的历史渊源。早在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就深刻地论述了公开报道政治活动的问题。他认为：“官僚机构的普遍精神是秘密，是奥秘”。“因此，公开国家的精神及国家的意图，对官僚机构说来就等于出卖它的秘密”为了打破普鲁士封建专制的秘密政治状态，1842年，身为《莱茵报》被查封的原因讨论。这件事后来竟成了《莱茵报》被查封的原因之一。巴黎公社时期，革命的无产阶级第一次在自己的政治范围内实践了公开性，它通过报刊公开了公社除军事问题外的全部会议记录。正如马克思所评价的，“公社并不象一切旧政府那样，自以为永远不会犯错误。公社公布了自己的言论和行动，它把自己的一切缺点都告诉了民众”。这是无产阶级新闻史上辉煌的记录。 到了列宁时代，公开性原则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在他看来，公开性应具备两方面的内容，其一是公开党内的思想斗争，其二是公开报道社会经济活动。他把公开党内的思想斗争，作为共产党“广泛的民主原则”的两个必要条件之一。他认为“没有公开性而来谈民主制是很可笑的，并且这种公开性还要不只限于对本组织的成员公开……一个对所有非组织以内的人严守秘密的组织，谁也不会称之为民主的组织的”。至于经济活动的公开性，列宁指出：“报刊应当成为劳动公社的报刊，也就是说，要公开报道资本主义企业的领导人曾经竭力不让群众知道的东西”。而这种公开报道，将会“使国家所有的公社知道各个地区经济发展的情况，其次可以评比这个和那个公社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成果；最后可以保证各个公社运用其它公社取得的经验，可以保证互相交换在国民经济或国家管理的有关部门中显得最好的人力和物力”。不难看出，马克思、列宁及巴黎公社时代的“公开性”与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的内容几乎没有什么差别，其渊源关系是非常明显的。但是由于马克思列宁及巴黎公社开创的公开性的历史传统在苏联并没有坚持下来，这是斯大林专制统治酿成的苦酒。赫鲁晓夫执政后，曾实行一定程度的公开性，但时间不长即为勃列日涅夫的铁腕政治所取代，公开性开始从苏联社会消失。可见，公开性观念并非出自戈尔巴乔夫的独创，而是马克思、列宁、巴黎公社的精神在苏联现代社会的复活。 但是，我们也不能将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仅仅理解为历史传统的复活，因为在复活历史传统时，他还大大地丰富了传统精神的内容。首先，戈尔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