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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政策由来 　　1957年7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分析了人口增长过快同经济社会发展的矛盾，主张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曾受到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的赞扬。但是，1957年反右派斗争一起来，将适当控制人口增长当作马尔萨斯人口论批判，进而形成了“人口越多、劳动力越多、积累越多、发展越快”——人口越多越好的理论教条，而且将人口质量与种族优生混同起来，造成其后十多年人口问题成为无人敢于问津的“禁区”。 　　1959年我作为初入北大的一名学子，一踏进校门便赶上第二次批判马寅初新人口论。当时我知少识浅，课余时间找来马老的几篇文章和批判他的文章对照着读，感到马老讲得颇有道理，那些批判文章大都千篇一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我数易其稿，最后定名《为马寅初先生的新人口论翻案》，送到《光明日报》。报社收到稿子后很重视，告诉我准备作为“重头文章”刊用，发表时加了“编者按”，作为该报对过去错误批判新人口论的清算。 　　合作进行人口预测研究 　　在1979年的一次人口科学讨论会上，我遇到七机部二院的李广元同志，他告诉我说，他们有一个小组在搞人口预测，领导这项工作的是当时七机部二院宋健副院长。几天后，李广元打电话来说，我把你的情况和研究课题向宋健副院长作了汇报，能否约个时间，一起交谈一下。于是我们开始了紧锣密鼓的合作研究。 　　1980年2月，新华通讯社发出电稿，报道了合作研究预测成果。这个研究结果揭示了由当时人口年龄结构比较轻的基本特点所决定，人口增长的势能比较强，即使实行比较严格的控制人口增长的政策，全国人口还要再增长较长一段时间;同时，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大，号称世界第一人口大国，每年增加的绝对人口数量相当可观，增加了人口问题严重性和控制人口增长任务的紧迫性、艰巨性。1980年，中国人口政策走到历史的关键时刻。这一年3月下旬至5月上旬，中共中央书记处委托中共中央办公厅，连续召开了5次人口座谈会，经过与会领导、专家学者的反复讨论，最后一次座谈会定下了“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大计。 　　“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的三大原因 　　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当时主要是三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人口现状和未来变动发展趋势。预测表明，如果一对夫妇平均生育2个孩子，21世纪中叶全国人口要突破15亿人，然后才能缓慢下降，到21世纪结束时，人口总数仍将在14亿人以上。座谈会上发言的人表示，劳动就业困难，“三个人的活五个人干”，严重地阻碍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人口多，消费大，每年国民收入中很大一部分被新增长人口消费掉了;人口增长快，学校、医院等公共事业的发展跟不上，造成人口数量过剩而素质不高的被动局面等。与会者均认为，应当加大人口控制的力度。 　　第二，政策和要求逐渐明确，距离普遍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只有一步之遥了。1978年10月，中共中央批转的《关于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的报告》，提出“提倡一对夫妇生育子女数，最好一个，最多两个，生育间隔三年以上”。座谈会召开前一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陈云、李先念，先后提出要求一对夫妇最好只生育一个孩子，并对生育一个孩子的实行奖励。1979年6月，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订出切实可行的办法，鼓励只生一个孩子的夫妇”。 　　第三，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有着一定的群众基础。1979年3月，山东省烟台地区荣成县农民鞠洪泽、鞠荣芬(女)等136对夫妇，向全公社、全县育龄夫妇发出《为革命只生一个孩子》的倡议书。天津医学院44位教职员工，也发出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的倡议书。这说明，人民群众中的一些先知先觉者，对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已经有了一定的认识，并且开始行动起来。 　　生一个孩子会不会引起人口老龄化?座谈会的回答是肯定的：生育率和出生率的持续下降，必然带来人口年龄结构老龄化。对于人口来说，生育率就是定盘星，生育率下来了，少年人口比例下来了，老年板块这一头就上去了。关于老龄化发展趋势，当时提了三种预测方案，对老龄化水平估计最高的一种方案是：从1980年起生育率大幅度下降，1985年一对夫妇平均生育一个孩子并继续保持下去，2000年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例为8.9%，2020年为19.0%，2030年为29.6%。回过头来看，实际情况要比这一预测低许多。 　　问题是我们怎么对待老龄化。对于可能发生的社会和家庭老年负担过重问题，《报告》主要提出两项应对的策略和措施：一是通过对生育率的调整，将老年人口负担系数控制在一个合理水平;二是有计划地实行社会保险，建立可靠的养老保障制度。 　　会不会形成家庭“四二一”年龄代际结构。座谈会上有一位领导同志提出：如果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等到孩子结婚后再生育一个孩子，这个家庭不就成了老年人为四、成年